杨彦明究竟顾虑什么？

2008年5曰15日，北京高院以“部分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将原中国银河证券望京西区营业部总经理杨彦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发回重审。据说，他拒绝交待贪污、挪用的6500万元人民币的具体去向。虽经法官多次动员，也无任何结果。因为他有顾虑，究竟顾虑什么呢？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珍爱生命，是一个锒铛入狱、生死难卜的囚犯的最基本的企求。智商极高的杨彦明难道真的视死如归吗？非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过重获自由，颐养天年，与家人共享天伦。因为还有一线希望。只要认真交待6500万元的去向，检举、揭发尚在台上信誓旦旦、巧舌如簧、大讲反腐，没有原形毕露的”蛀虫”，生还的曙光立马向他射来。可是为什么三年来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情愿引颈就戮呢？因为他深知“宦海沉浮，尔虞我诈。刻薄寡恩，丢卒保车。”“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古训言犹在耳，一想起就不寒而栗。一旦坦陈巨款的去向，亲人的生死存亡，将难以预料。而今自己一死了之（此案相关责任人的共同愿望），固然罪有应得，但可保全亲人。他们的前途命运，是杨惴惴不安，不敢讲实话的顾虑所在。

纵观古代，统治阶级对于“为民请命”的、“舍身求法”的、“口诛笔伐”的各类人员，打击从来是不遗余力的。秦代的“焚书坑儒”，460多名儒生和方士、大量的珍贵书籍，随着赢政的朱笔一挥，很快成为历史学家千百年来津津乐道的素材。明末“六君子”之一的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被打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盛夏酷暑，赤日炎炎，尸身腐臭。等到收敛时，仅得破碎血衣数片，残骨数根。魏大中死后，拖了六天阉党才允许从牢中抬出，骨肉分离。沿途“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清代的“文字狱”、“百日维新”，不也是对敢于讲真话，直面时政弊端的人士进行无情打击的佐证吗？

时光流逝到二十一世纪，内蒙古39岁的吴保全，因为网上发帖，批评政府违规征地，触怒了当地的权贵，被警方以“诽谤”的罪名，跨省追埔（河南灵宝县农民王帅亦受此礼遇），刑拘一年。上诉失败后，刑期改判至二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试问今后，谁敢胡言乱语？

现今的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宪法、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的）比之过去是大大进步了，普通百姓也可以对国家的方方面面评头品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革时期，上午议论村干部，中午就被人举报到大队部，轻则罚工，重则皮开肉绽。应县小石口村有一老农，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1976年，主席逝世第三天），竟被判刑入狱十年。亏得邓小平拨乱反正，才得以重获自由。否则，老死监牢，也未可知。

在腐败日益成为阻碍国家长治久安的毒瘤时，检举、揭发是极早发现、少走弯路的关键措施。目前，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到位。政府不能确保检举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相关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订立攻守同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出卖检举人信息的大有人在。加强、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让知情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杨彦明之流的顾虑成为历史，内蒙古吴保全、河南王帅之类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