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祥刺马”与电影《投名状》

众所周知，陈可辛的电影《投名状》的故事原型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文祥刺马”，虽然脱胎于晚清时期的真实故事，但电影所讲的故事都与之相去甚远，与坊间很多“张文祥刺马”的版本出入也很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投名状》中大哥庞青云被刺“祸起于权”，坊间盛传的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事出于色”。而相对接近历史真实的“刺马案”则是清廷湘军和淮军两大利益集团争斗的结果。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刺杀成功后，刺客并没有逃走，而是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此事上报清廷之后轰动朝野，连慈禧太后都惊奇不已：“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更奇的是，案犯张文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期间虽有曾国藩、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却始终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马灵。凶手当场被捉，动机迷雾重重，使“刺马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太原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刺马案”发生之后，很快被改编成戏文上演，多半都是马新贻“渔色负友”广遭骂名，张文祥为友复仇义薄云天。1928年“刺马案”故事首次被拍成电影《大侠复仇记》，改编自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由电影皇后蝴蝶主演；1949年导演王元龙对《大侠复仇记》进行翻拍，文逸民主演马新贻；此后在香港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最有名的版本是张彻1973年导演，狄龙、姜大卫主演的《刺马》。而最新版本是陈可辛的《投名状》。两个版本的《大侠复仇记》和张彻版的《刺马》所讲的故事和坊间流传的马新贻“渔色负友”版本较为接近，剧情描述黄纵、马新贻和张文祥原本是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但马升任两江总督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杀害了黄纵，并占有他的妻子米兰。张知悉此事，义愤填膺，刺杀了人面兽心的马新贻。

而陈可辛的《投名状》中，拜把子中的老三姜午阳之所以在大哥庞青云距巡抚之位仅一步之遥，权势行将如日中天的辉煌时刻刺杀他，是因为三人结拜时的誓词“兄弟杀我兄弟者，必杀之”。性格单纯而狂热的姜午阳把大哥庞青云要弑杀二哥赵二虎归罪于二嫂莲生的红颜祸水，依据投名状中“乱我兄弟者，必杀之”，含泪亲手杀了对自己十分照顾的二嫂这个祸根，试图泯灭庞青云对赵二虎的杀心。可他不知道，看似庞青云可能是为了莲生而设计弑杀二虎，其实莲生只是这一决定最终付诸于行动的一个加码，并非决定性的。杀死赵二虎的真正元凶，是宫廷里的湘军和淮军两大利益集团的争斗，在压力之下庞青云为了青云直上，掌握大权做出的痛苦选择，将最初盟约的投名状弃之脑后，扫除仕途上的障碍赵二虎。从这个意义上讲，《投名状》中的兄弟相残基本无关女色。这就是陈可辛与张彻、坊间盛传版本最大的区别。

一些触及这段历史的小说也多半沿用了马新贻“渔色负友”之说，像李文澄先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讲到“刺马案”时，就选用了清代野史《清稗类抄》中的记载，：马新贻在安徽的合肥办团练曾被捻军头目张文祥俘虏，张文祥欲投靠清政府，想有人牵线搭桥加以引见，就放了马新贻。张文祥与两个铁哥们曹二虎、石锦标三人，与马新贻一同结为异姓兄弟。

后来马新贻编选张文祥的降军为山字营，并屡立战功，升迁很快，做到了安徽布政使，对张文祥三位兄弟却渐渐心生冷淡，不如当年那般亲密。在曹二虎把妻子接来同住时，马新贻见曹二虎妻子貌美如花，心生邪意，把当初的兄弟情义忘得一干二净。不仅设法将曹二虎的妻子骗奸了，还诬陷曹二虎“通捻”将其捕杀。“朋友妻不可欺”，气愤的张文祥要石锦标一块为替曹二虎报仇，石锦标却担心与未来而退缩，张文祥没有勉强，单枪匹马将马新贻刺杀。

相对于戏剧、影视和坊间传闻，已故台湾史学家、大型传记小说《胡雪岩》的作者高阳先生对“刺马案”的探究或许更接近历史。他在《清末四公子》一书中这样阐述“刺马案”：平定洪杨之乱后，曾国藩急流勇退，裁撤湘军，且国藩治军极严，不准部下回湖南置产，于是那些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的湘军许多就坐吃山空，留而为盗。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李鸿章的支持和曾国藩的默许下，大力整顿，豪不容情，这引起湘军不满。湘军势力大减时，淮军兴起，在地方上和淮军多有冲突。此时发生了一起事故，淮军的一个小头目假借军法，把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的哨丁毙于杖下，而淮军出身的马新贻，包庇了此事，这是导火索。

一个月后，马新贻被刺。凶手很快抓住，名张文祥。此人身世迄今成谜，但为湘军以重金募来的死士，则确凿无疑。此案事关重大，地方大员意见不一，除了少数对马新贻有感情的官员之外，其他人都主张息事宁人。于是就为张文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文祥的好友，以张文祥到宁波开小押当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文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

这套假口供如此编造，一方面是要隐瞒真相，以免在风声鹤唳、十户九闭的江宁城中激出大乱；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洗刷马新贻的名誉，可谓用心良苦，无奈可信度不高。所以“奏折到京，清议大哗，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朝廷又派了一位湖南出身的大员去审，以免湘军不服。可这边还没审，那边民间段子就出来了，上海一家戏院已排了一出名为“刺马”的新戏，情节完全根据张文祥初次所供，马新贻如何贪色卖友，又加了许多大肆渲染。于是张文祥变成侠义之士，而马新贻则被描绘得形同禽兽，这是马新贻的家属及其故交旧部最痛心的一件事。最后，案子判了，包括曾国藩在内一致承认，此案无指使之人，如前所言，死于私人恩怨。

新近出版的山东青年学者高尚举撰写的《刺马案探隐》一书，对这桩历史奇案进行了新的探究，和高阳先生的考证很接近，书中认为马新贻被刺是有政治背景的，是湘军集团所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实力逐步做大，成了朝廷心腹大患，于是慈禧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的位子，派马新贻担任，以牵制湘军势力。另外，马还肩负着调查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慈禧密令。马的到任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所以湘军指使张文祥刺杀了马新贻。一些清史专家认为，高尚举撰写的《刺马案探隐》，所用资料许多为从未面世的密档，有较高价值和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