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死了都要活着

这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也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小说，更是一本伟大的书。

《活着》有两个文本，第一个文本是中篇小说《活着》，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6期，近7万字。第二个文本是作者余华应导演张艺谋之邀，在原着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近12万字的电影剧本版长篇小说《活着》，而我要评的正是这第二个版本。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在展开我的论述之前，如果不对作者余华本人的文学观做个简要介绍，那么我的论述就会显得毫无根据了。

余华是先锋小说家之一，长期以来，他的作品都是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他自己也曾说过；“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但是，他一直也不曾放弃用笔来寻求“真实的现实”，终于，在一连串的探讨和总结他个人的写作经验之后，他提出了“文学写作从虚无到现实”一说。他认为“写作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要达到真实，必须使用’虚伪的形式’”。而《活着》则正是余华由先锋叙事转向现实叙事，由启蒙叙事转向民间叙事的代表作之一。

《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对其苦难一生的叙述。阔少爷福贵赌博输光了祖产祖业，从此一蹶不振，厄运频频。先是父亲气急攻心从粪缸上掉下来摔死，母亲病死，接着是儿子有庆被医院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致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做工遇难横死，小外孙苦根吃豆子被撑死。一个个亲人相继先他而去，而他却“幸运”地活着。到了晚年，孤苦的福贵与一头名叫“福贵”的通人性的老牛相依为命。

余华声称“自己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来看待现实的”，但在写完《活着》后，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同现实敌对的态度有所缓和。他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求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标准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而《活着》就是作者用同情的态度写成的一部叙述极度生存状态（“虚伪的写作形式”）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主人公和他命运之间的那种互相仇恨，互相感激又互为依存的关系。

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故事的主人公福贵，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人间的大悲大难，经历了一家四代所有亲人的死亡，是故事里唯一一个活着的人。他本是乡间财主徐家的阔少爷，父亲指望他光宗耀祖，重现上辈的辉煌。徐家对他的全部希望都浓缩在了“福贵”二字上，然而他的一生既没有大福更没有大贵，反倒是既悲且苦。

他的人生厄运源自他的堕落，年轻时的福贵不学无术，逛妓院，迷赌场，终于败光了家产，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破败前的少爷不懂得伤心而破败后的福贵没资格伤心，因为他已经成了佃农，佃种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五亩田地。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在死亡的边缘止步。这时的福贵不再是那个在输光了家产之后，只想着拿根裤腰带吊死却又突然没了勇气的落魄少爷。在苦难和死亡的威逼之下，福贵打实了活着的信念。所以，在他被国民党军队抓去拉大炮，当壮丁，接着又被逼着当兵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也紧紧守着活着的信念，天天念叨着“活着，死了都要活着”。

余华在《活着》的序中提到：在动笔写这篇小说之前，他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的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余华写《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是为了告诉读者“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的”。

在近四十年的生命历程中，福贵经历了从怕死到家人劝其不死，再到尊重生命而活着的精神演变的过程。他在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生命之重而无怨无悔地活着。这令我在对他不幸的命运深表同情的同时也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再结合作者余华本人对“真实的现实”的追求，我渐渐明白了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现实－－－生命的真实。

这本书处处流淌着像大地一样朴实的气息。语言简洁而不失有力，直白而不失丰富，余华用他那扎实的文学功底，还以生命的本真色彩。从他的叙述中，我知道生命不是彩色的，也不是黑白的，它是灰色的。暗暗的色调让你以为人生从此就没有了指望，却总是在不经意的瞬间，闪过耀眼的银光，让我一下子就明了了活着的意义。

《活着》的两个文本，在发表出版的最初几年里，均处境寂寞。它是在1998年获得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之后，才在国内迅速走红的。这也是我感到困惑的原因－－－何以这部叙述中国人生命意识的小说会首先被西欧国家所接受和赏识呢？且看相关的评论：

"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

——韩国《东亚日报》1997年7月3日。

"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去不死。"

——意大利《共和国报》1997年7月21日。

"这本书不仅写得十分成功和感人，而且是一部伟大的书。"

——德国《柏林日报》1998年1月31日。

在看了国内批评家对于《活着》的几个相关的文学评论之后，我才总算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在本文的开头，我说过这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小说，那是因为很多人都误解了余华通过《活着》所要表达的生命的真实－－－人生只是一种存在，就像牲畜一样的存在。

在故事中，福贵这样说道：“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的时候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挣这个挣那个，挣来挣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也就是福贵的这段“宿命论”在日后成了批评家们的靶子，他们认为福贵的这种人生态度是消极的，病态的，他们并不赞同余华在这部小说中所倡言的“温情地受难”，他们站在启蒙和革命的立场，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来评判这部作品的价值。他们期待福贵有所行动，有所抗争，期待他能勇敢地去反抗自己的命运。然而，余华笔下的福贵到底还是让他们失望了。福贵他也只是赤裸着他那牛背一样黝黑的脊背，默默耕种着那曾经是他家祖传的古板的田地。

夏中义先生针对《活着》有这样的一段论述：“……当福贵抽去人的社会属性而将其还原为赤裸裸的自身自然时，不小心将人的价值性也过滤了，而只剩下人的生物性－－－于是他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就被简化为“活着”一词了：惟问人是否“活着”，不追问人咋个“活法”？为何活？如何活？活在何等水平？”（与全文主题是否合适？？？）

我是相当认同这段论述的，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夏中义先生所提及的“活着”意义的延伸本不是余华的这部小说《活着》所要表达的重点。这部小说重在揭示“活着的信仰以及活着作为生命第一要义的存在状态”。如果只是针对这部小说而提出这样的论断似乎是过于尖锐了。

《活着》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当然也与余华那独具风格的写作方式分不开。在余华的观念里，叙述单纯简洁是最高的艺术原则。而我在小说《活着》中也充分领略了这一艺术魅力。

在小说中，余华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叙述方式向读者展开了福贵苦难的一生。他通过文字让读者感觉到他的一双手是怎样将人们在阅读时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击破，以至于最终呈现给读者“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的无奈与超然的境界。

在小说中，他还采用了一种“无我的叙述方式”，即将别人的事情告诉别人。他淡化了作者的身份，他同读者一样成了一位聆听者，共同聆听着福贵的叙述，并由此成功地向读者塑造了福贵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感。

福贵不是一个典型的人物，但他毫无疑问地成了某种足以显示古老中国生存智慧的文化偶像。通过《活着》，我了解了生命那极具自然主义气息的一面，也是作为现代中国人所经常忽略的一面。不过，我想人首先是要活着，然后才能谈得上追求那“活着”之外的一切的。在这个意义上，余华的这部小说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