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思想解放

中国文化元典《易经》的诞生，就是起于忧患。《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这样一种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不但是中国思想家那些伟大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而且是一切伟大的政治家处繁任剧、鞠躬尽瘁的最终原因。物极必反，从极盛走向衰败，那是很容易的。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极盛时期，但一下子转入安史之乱，从此唐朝一蹶不振。古今中外，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数不胜数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范跑跑事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朔痞子文学现象的一个翻版。当时，王蒙先生为王朔这种无耻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现象辩护说，较之那些马列主义老太太，较之那些虚幻的崇高，较之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善者来说，王朔的真诚有它的社会价值和进步意义。

思想解放的基本前提应当是充分尊重思想独立，包容思想独立，善待思想独立。在一味地强求认识统一的前提下，思想永远得不到解放。信仰自由就是思想独立的一种表现形式。范美忠信仰的是只关心自己的生命。这是他的道德水准，也是他的人生价值观所在，并不违背社会赋予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说出来或做出来都不违法。在那一刻，他的确是恰如其分地按照他的信仰做的，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难怪人家抱怨说是受到了道德绑架。思想无罪其中也包括思想无错，既然他那样做了，你说不出他的罪错，那么，他做过之后那样说了，又何错之有？他之所以说错了，是对他做错了所做的注脚。我们的舆论能宽容他做错，却不能宽容他对那件错事所做的说明。

那么，范美忠自己率先逃离是不是有违道德底线？如果他是另一种职业，比如说是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这样做看来并不会遭到道德谴责。然而，作为一个在课堂里的教师，他这样做就有负于教师的职业伦理。一个教师是负有保护学生（常常还是未成年人）的某种责任的，这种责任使之必须为学生做某些事情。但范美忠却没有尽到这个责任，逃离时几乎什么也没做。而第二个是他的言论，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提出一种理由和通则，这就不仅是对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的辩护了，而且意味着告诉人们以后在类似的情况下我还会这样做，甚至有试图影响人们也这样思考和行动的含义。这就从自我观点转到了一种社会观点，从事后评价的观点转到了事先选择的观点，就难免要触犯众怒。

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言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思想是由言论来体现的，你不让人放开来说话，哪有解放思想？言者无罪，是解放思想的前提。过去毛泽东时代，还提倡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来听取各方意见呢，虽然做得是不大好，但是这层关系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是清楚的。不搞言论自由，只许特定的人说话，只许自己认可的观点发表，如此之解放思想，不搞也罢。中国已经不缺少假冒伪劣，就不用再增加此一项，为天下人笑了。

尊重思想独立，并非对范美忠利己行为及其思想倾向，做肯定的认可或者做否定的扬弃。可以认可，也可以扬弃，但不要压制，不要禁锢。善待一种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真善美的忽视或假恶丑纵容。善待是一种相当中立的状态。对于你的思想、你的选择以及你的言论，我理解你，尊重你，但我不一定效仿你，不一定做你。给人以申诉或忏悔的机会，有利于心灵的沟通，有利于矛盾和误会的化解，并不会对社会和他人构成伤害。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有一句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利。表达了这位伟人对话语者的充分尊重。过去毛主席老人家也说过：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