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子时代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与朋友的一次谈话的启发。

那天上午，上班的空隙，我们回忆起1970年代的生活。那时，我们都吃过薯渣。对于薯渣，现在的年轻人很陌生，作为人的食品来说，就更是闻所未闻了。然而，我们这一辈人就是吃它长大的。虽说薯渣没有什么营养，但在那经济和生活低下、粮食严重缺乏的年代，吃它却能填饱肚子，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在当年的农村，它成了我们的主食。

所谓薯渣，就是红薯经过粉碎过滤后剩下的渣滓。这是一种制作淀粉的过程，现在超市里卖的那种象面粉一样的薯粉，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薯粉丝则是薯淀粉的再加工产品。我们家乡盛产薯粉丝，但现在已经没人再吃薯渣了，它成了喂猪的上好饲料。

薯渣与薯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如果说薯粉是红薯的精华，那么薯渣就是红薯的渣子。在1970年代，尽管农民们辛苦生产了许多薯粉之类的“精华”，但却应了现在人们对“天价烟”的一种说法：抽的不买，买的不抽。套用一下便是：生产的不吃，吃的不生产。问题是农民们不是不吃薯粉，而是不敢吃薯粉。一是当年这类物资与粮食一样，国家下了征购任务。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切征购任务就是政治任务，必须保证完成。我记得那时我们生产队，有时完不成任务就外出高价买回，再低价卖到国家粮仓。二是薯粉可以卖钱，农民吃不起。那年那月的集体经济，剥夺了农民拥有一切私有农产品的权利，粮食严重匮乏，只有“瓜菜代”，所以吃薯粉算是一种极奢侈的行为。倒不如卖了薯粉，年终时从生产队里分得一点钱买些生活用品，或供孩子们上学。所以，农民们在那个年代，只有吃薯渣的命，我姑且将这样的时代命名为“渣子时代”。

在“渣子时代”，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自然难逃“渣子”的命运。按照唯物辨证法，有渣子就有精华。“渣子”是农民，“精华”是工人及以上的人群。这种分化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形成。据史料记载，那时我国实行赶超型工业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将大量农业剩余转化成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有关资料透露，1950－1994年的45年中，政府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达17486亿元，如按现行价格计算则可高达数亿亿元。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农民吃“薯渣”和工人吃“薯粉”的差价在内。当然还有粮食、牲畜、食油等其它各种农产品的差价。那时的农民不但要将各类“精华”农产品上交国家，国家再低价供应给领导阶级，而且自己只能吃“渣子”，在45年的时间里，自己勒紧裤带为社会的“精华”阶层作出了时价17486亿元的牺牲！除此之外，在实行经营性用地有偿出让之前，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全国各地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几乎都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用行政指令而无偿征调。试算算，在每亩数万到十余万元时价的今天，这笔由我们农民无偿提供的土地，其资金又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

可悲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吃“渣子”长大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其渣子的命运；而那些靠吃我们农民“精华”成长的所谓“精华”阶层，最终却没有成为可以荫庇我们农民的精华，反而变成了真正的渣子。充斥社会的假冒伪劣产品是渣子；前腐后继、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是渣子；草菅人命、欺压百姓的执法者败类是渣子；用农民数十年无偿奉献的资金和土地建设起来的城市，几何时竟然连自己国家的农民进城都要“暂住证”，否则就是“盲流”，更有当年的孙志刚因此而被活活打死；在经济危机的今天，企业倒闭，打工者失业，可公务员仍享受着接二连三加薪的滋润；官商勾结，演出一幕幕强拆的丑恶闹剧；警察无辜抓人打死人，几乎成了黑社会；人民的公仆弄虚作假、假公济私公款出国旅游，将民脂民膏随意挥霍；如此之事，一桩桩一件件，又有哪一项不是渣子所为？

发生了就发生了，却始终任其不断发展。所以，我不得不感叹，我们所处的渣子时代，至今仍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