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士人乌托邦刍议

《诗经》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是统治的需要，再次是士人阶层的需要。做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诗经，它刚产生的时候并不是文学，而是一种话语权力，像今天的法律那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制约着帝王将相，影响着士人阶层。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诗经》也不例外。它的诞生，是人神相互调和，君权权力合理分配，士人阶层言说交流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急剧变化，新旧贵族进入了重新的分化和组合，诸侯争霸，大鱼吞小鱼，狼烟四起，不断地吞并土地和人口，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紧张的兼并战争，使人们生活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外有其它诸侯国的威胁，内有饥饿贫困和动荡。诸侯王对外，需要充实自己的军事力量，时刻准备着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争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和平时期，各个诸侯国的交往需要使者，它们共同的语言——《诗经》是传达他们心声最好媒介；战争时期，开战和停战都需要使节，中国是个很含蓄的国家，一般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情感，《诗经》也就成了间接委婉表达他们声音的介质。诸侯王对内，需要安抚人们，构建正常的秩序保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这就需要一种教化，一种规范，一种大家共同制定并共同遵守的秩序，因而，《诗经》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而成为一种最高的话语权力，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动作，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通老百姓，诗的王国就这样构建起来，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每一种文化，有创造，就有传播，有传播，就有阐释，有阐释，就需要阐释群体，这几个环节，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只有完全通过这几个环节，才能真正的实现这种文化的价值。上面已经说到了，诗经是全体人们智慧的结晶，已经做为一种话语权力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遵守的规范。但是，谁又是这种话语权的传播和阐释者呢？士人阶层应运而生。这是这种文化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士人阶层本身的需要。

中国士人都有一种“济天下”的理想，这种理想和士人浓厚的忧患意识和现实关怀水乳交融，难分难舍。就是这种济世情怀，在“学而优得仕”的驱使下，士人纷纷走向王权，走进政治，热衷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济天下”的梦想。因此，通往调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桥梁和纽带——《诗经》话语权毫不疑问地转移到士人阶层手中。经过士人们依据本阶层的心理元素和理想元素，《诗经》在阐释和传播过程中深深地刻下了这个阶层的烙印。这种烙印同时也是两个阶级相互调和的产物。

《诗经》在取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之后，本身的阐释和传播权落进士人手中，经过士人的阐释和传播过程中自身的不断优化，被儒家吸收，并成为儒学的经典。《诗经》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成为权力的组成部分，也是两个阶级相互对话和相互妥协的渠道。儒学具有明确的自我规范，自我认同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儒家还将士人阶级看成一个整体。它继承了上古王官之学这个曾经是理想社会的治国之术，深得统治者的认同；同时，儒家体现了一种独立的人格和价值体系，深受士人的推崇和向往，这是一种双向的身份认同。

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利，一般都不是直接进行统治，而是用一种代表本阶级价值和利益的方式和手段进行间接统治。《诗经》，是一种社会规范，通过自我神圣化，给混乱无序的世界制定法则，从而成为一种潜在的凝聚力，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在民众的思维中打下了深深地烙印，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和社会秩序。人们在这种文化中按部就班，谁违反了规则，破坏了社会秩序就会受到整个社会力量的惩罚。这样就迎合了统治者统治的需要，他只要控制了《诗经》的阐释和传播者——士人阶层，就可以控制了整个社会。从士人阶层这个角度上，由于这个阶层本身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他们急切需要统治者的庇护和认可，部分分享统治权以便更好地实现本阶级的价值，所以，他们和统治阶级有着部分共同的对话地带，这为这个阶层和统治阶级进行沟通提供了可能。

统治者运用政权进行统治，总会无偿地剥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这样下去，只会加剧两个阶级的矛盾，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甚至改朝换代。这个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两个阶级迫切需要沟通，需要协调彼此的利益。由于士人本阶层的性质决定，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共同代言人，把两个阶级的利益纳入自己的乌托邦。“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克己复礼”……这些言论鲜明地体现了士人乌托邦精神。

由于士人阶级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决定了这个阶层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根本利益相互对立的集团之间的独立性。构建本阶级的乌托邦，是保证自身独立性的一大法宝。士人阶层就是通过这个法宝取得了文化话语权，成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士人阶层真是通过《诗经》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从而构建自身的乌托邦，做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乌托邦实质上是一个价值构建，它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个价值构建在社会上的对象化程度，并在阐释和传播过程中实现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