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历史上的人性结论

明确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研究对象，找到了相对完整性、独立性自在本体，人是自在最高层次，更在哲学研究中居于主体地位，这就奠定了混沌哲学“以人为本”基础。自在本能是个运动过程，无生命自在本能是潜在状态，生命自在本能获得实现，到达人类更发展出强大知性能力。本能以狡计造就知性，知性却又开始超越狭隘本能及其自身，后者构成人之为人之根本，这就为我们明确人性奠定了基础。

人是自在本能运动发展而来，他有着怎样基本性质？人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这是人们非常想弄明白的。在哲学发展历史上，虽然一直没有准确地找到人，但不等于前在哲学就是“非人哲学”，人类存在是个现实，尽管传统哲学本体缺陷造成了人身灵物两性分离，但事实上对人的研究从哲学诞生之初就已开始，毕竟人类哲学属于人类自身，其主体地位现实直观不容忽视。

人在作为认识主体面对自然万物时，必然会反思自身存在，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是构成人的属性方面，即使被强行分开作极端和片面研究，那也是在研究人。在混沌哲学对人进行更深入研究过程中，这些已经结论不但可以借鉴，通过这种比较，更可以达到对人性更深刻理解。

人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在我们哲学体系里终于被明确，这为人性研究取得进一步理性成就奠定了哲学根本基础。我们的研究结果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还不仅仅体现在对人的研究，混沌哲学一切研究结论都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并没有发明什么，我们只是更深入地发现了什么。

传统哲学没有从完整性和独立性上确定人，其人性结论基于哲学根本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极端与片面。不过传统哲学对人性研究也是基于诸多角度，各种不同体系更从相同或不同层面，分别对人进行了多方位研究，其研究成果理应借鉴。尤其在古代中国，迷信或宗教形式并不明确，思想领域对人性关注更是被提高到极其重要地位。哲学关注人性还有其内在原因，它直接就是认识论和社会学基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关于人性的说明，只是各种解释存在严重分歧，有些观点甚至截然相反。不过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般都以善恶作为人性标志，这在根本上就是个错误。我们谈人性，必须首先从人类个体出发，个体言行基于本能，根本不存在善恶，善恶已是社会评判，没有资格成为人性标志。人是以个体属性派生社会属性，尽管人一出生已在社会之中，这种顺序却不能混淆，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前在哲学以社会伦理道德评价说明人性，那在认识方法上也是个错误。人性结论必须在本体基础上作出，它是认识论和社会学基础，这不能反过来。

在我们论证人性结论之前，理应先考察传统人性结论，这种批判是我们结构和论证自身人性结论的必要前提。

关于人性，中国古代研究最为深入，思想领域最早提出人性概念的人，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明确把人性置于本体前提地位的直观表达，但他没有作出确定性结论。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子思，在《中庸》中也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虽然在本体和人性关系上开始模糊，但大体上说明是儒家思想最早通过直观，抽象出了人性概念。这里人性概念本身已经直观，其基本含义就是人之为人的天然本性。

儒家思想哲学基础师承老子，这不仅有孔子问道老子传说佐证，更可以从思想内涵中体现。儒学创立之初一样具有混沌思维倾向，正是这种基础才诞生了中庸之道。儒家前期思想并不是过于极端，它只是在取得了思想领域统治地位之后，才逐渐因为统治阶级需要向着极端和片面方向发展。后来儒学发展成反理性宗教实质，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隐蔽形式政教合一体制，这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这就已经不是其创始人孔子、以及前期儒家思想代表们的责任了。

孔子提出人性概念之后，只是得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结论，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人性善恶。但人性概念提出，却引起了战国中期学者对人性的广泛讨论，并出现了各种不同结论。较早出现并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告子，告子直观地发现人性无善无不善，认为人性好比杞柳之为杯盘，好比流水之所投向。在这种基础之上，人类伦理道德形成于后天就成为当然结论。告子认为，伦理道德是社会环境和教育产物，与人性没有直接关系，这种出于感性直观的结论，在本质上没有问题，只是没有从自在本能而至人性本我的本体角度，作出更根本性逻辑说明。

告子人性结论，比较混沌哲学“性本我，情善恶”结论肤浅得多，不过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已经非常难能可贵。告子结论虽然直观，但缺乏哲学基础论证，并在根本上出现漏洞，使人性结论并没有就此明确，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思想论战。论战结果是出现了几乎一切逻辑可能结论，但大体上是人性或善或恶或各种中间状态，总之善恶成了定义人性一般标准。

儒学最先提出人性概念，在百家争鸣形式下，已不能不作出一个确定性结论，孔子思想继承者孟子，因此发展了孔子人性观点，明确了人性善。正是因为对人性这种确定，使孟子在人性善基础上创立了仁政学说。孟子仁政学说经过汉代董仲舒继承发展，最终被封建统治阶级看中，并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思想领域反动专制的思想体系，这种结果孟子也未必料到。

孟子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肯定人性善原，得出“人之初、性本善”结论。这在本质上就混淆了人的个体属性与派生社会属性之间顺序，从外在社会角度结论人性，并作出了片面性说明。当时哲学理性基础不可能产生完善人性结论，孟子执其一端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这一方法开创了人性研究根本错误和片面先河，造成在此之后一切人性结论共同缺陷。

孟子时代儒家思想并没有取得思想领域一统天下地位，与之并世还有墨家学派。墨翟大约出生于孔子死后，一开始也是儒家思想追随者，思想渊源间接师承老子。在追随中墨子思想却发生了叛逆，逐渐脱离并走到了儒家反面，尤其在人性观点上，他得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人性恶结论。儒墨两家人性结论，是老子哲学基础上两个极端分化，双方各执一辞却又在结论后合二为一，并且都没有离开善恶标准。

早期儒家人性善之后也直观到恶，最终结论事实上在善恶之间；墨家认定人性恶，却也基于现实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同样认可现实善恶之间，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儒墨之后中国思想界在人性上主要是两派论战，儒家思想获得统治地位，人性善才占尽上风，不过反此观点也一直不断。极端必然导致反向，尽管社会褒贬可削弱或增强某一方影响。儒墨之后诸侯七雄争霸，思想界儒法对抗焦点仍然在人性善恶上。墨学虽逐渐衰落，儒家思想内部却分化出法家思想，在人性结论上仍然反叛儒家正统。

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事实上发生了一次大分化，形成了著名的儒家八派，其中一派首领荀况，在人性论上就坚决反对孟子“人性善”的先天道德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人“好利恶害”本性与道德相违背需要后天教化，也就是说道德后天形成。如果从人性观点上说，荀况直接继承墨学，很难划归儒家学派。

与孟子观点相比较，荀况也站到了另一极端，不过就人类之初状态而言，其中理性成分可能更多一些。我们说人性本我，善恶都是社会评价，但就人类之初本性表现来看，被前在道德标准评价为恶的趋向更多。作为荀子肯定人性恶的依据，其所列举现象实际上不过是人的狭隘本能表现，从这一点上说，荀子似乎直观到了本能。性恶说进一步发展，到民国李宗吾厚黑哲学时，本能趋向更是昭然若揭，只是仍然没有人从哲学根本上去解释。先秦人性观点在荀孟之外，还有扬雄善恶混合说，那只是简单中庸。

荀况学生韩非子，直接继承了老师人性恶观点，他创制了法家哲学，并应用其学说指导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这现实地证明了性恶说当时理性优势。韩非将人性恶发挥到极致，在此之后却招惹了太多批评诽谤，以至在儒家取得思想界统治地位之后，人性恶观点几乎再也无人敢提。封建统治阶级依靠人性恶建立起专制政权，却需要人性善说法来麻痹人民、维护其统治，于是便在孟子人性善基础上，又出台了董仲舒“性三品说”。董仲舒性三品说并没有什么理性发展，只不过是在人性结论上，强制进行了等级划分，根本上是为了封建等级制度寻找理论依据。

董仲舒性三品在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成为中国主流人性观点，“人之初，性本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等说法，后来成为中国哲学几乎定论的人性结论。然而毕竟因为其中理性缺乏，反对观点一直不断，只是受封建隐蔽形式政教合一思想专制压制，一直没有成为主流意识罢了。

在维护和反对儒家人性论观点过程中，唐代韩愈道统论也站在了维护一方。韩愈人性观点仍然是“性三品”，实际上不过是董仲舒观点继续，只不过划分标准有所区别，他又提出了“仁”，以仁的程度为划分标准。因为仁他又出台了“情”，性情并提、以性为情，直观了某种顺序。“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这事实上构成儒家人性观点某种发展，不过直接以社会评价判断人性，根本错误性质不变。

韩愈性三品说本质上是儒家思想对理性某种妥协，客观结果也增加了理性成分。在韩愈之后，其学生李翱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性善情恶说”。认为人之所以恶是因为存在恶的情欲，蒙蔽了善的本性。这显然是在力图维护儒家正统人性善观点，但客观上却认可了善恶在外，为人性理性结论诞生铺平了道路。因为哲学根本缺陷，后来思想家在人性结论上创新不多，一般都是肯定或否定其中一方。比如清代龚自珍：“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

对人性进一步研究者，还有明末清初的颜元。他在人性上反对道家“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分界和立说，认为人性就是气质之性，“若无气质，理将安附？”“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颜元认为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这是把哲学本体直接延伸到了人性上，结论未置善恶，只是直观到人性只决定于自身，这与其前李卓吾观点大体相同。李卓吾反对程朱理学，驳斥“理能生气”说，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二气生成，并针对理学家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虽未直接谈及人性，说明的却就是人性就是人欲、人欲就是天理，其中本能意识彰然，只是也没有本体性说明。

近代人性结论比较接近混沌直观的，是康有为早期人性观点：“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他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之性，“去苦求乐”是人性基本要求和最高人道原则，甚至还直观意识到，社会正是因此发展。康有为早期人性观点，是对前在人性观点的直观批判和总结，是前在人性观点中最接近理性结论。然而康有为未能一直坚持这一观点，晚期他又退回到孟子人性善。其前期观点却被孙中山继承和发展，孙认为：“人类初生之时，亦与禽兽无异。”这不是明确人性结论，却已直观到人性本能层次。

人性是认识论和社会学基础，一般哲学体系都会自然而然涉及。西方哲学史上虽然很少明确提到人性，却也通过认识论和社会学观点，对人性作出过各种解释，基本结论也与中国大体相当，都以善恶为基本标志，有关人性分析，还是中国古代研究更深入些。关于西方具体人性论观点，我们在此不再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