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烈昭祠前的代沟

那年暑假，儿子考取了研究生，作为奖励，我陪他专程旅游了一趟成都。儿子是学理工科的，但他对我所选择的“人文历史”旅游线路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我们除了在峨眉山游览了半天，其余时间都花在了成都市内人文历史十分厚重的几个景点上；我们在“三苏祠堂”游览了一天，在“杜甫草堂”游览了一天，交流心得体会十分投趣融洽，我还十分庆幸儿子能与我这个已近“耳顺”之年的老头子居然还有恁多的共同认知和感受；可谁知就在游览“双烈昭祠”时，儿子的一番高论从此令我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不能不承认我们之间确实具有不可避免的对人生对历史的严重“代沟”了。

在“双烈昭祠”的第一个大殿正面，端座着蜀汉开国之君刘备，左边是他的

长孙刘湛，右边本应是长子刘禅的位置，但现在却只有空空的一个木制大框，既无塑像，也无牌位。解说员用了不齿的口吻说：“刘禅沉缅酒色，重用小人，昏聩卑琐，荒疏朝政，不仅轰轰烈烈的恢复汉室大业断送在他的手里，而且临死关头投降变节，亡国亡族；实为民族之败类，国家之叛徒。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资格立身于这受祀香火的‘凌烟阁’上”——我受过多年的传统教育，我当然非常赞同解说员的这番论点；在气节问题上，我历来十分鄙薄那些失格失德的无论伟人或小人，一切所谓‘投降变节’的行为在我的心里都一概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自然我肯定认同刘禅是个投降变节分子的历史结论。

但是，我儿子在这个问题上却与我发生了十分不同的认识和争执。他说：“我反复读过几本史书，我与你们的看法根本不同；其一，说刘禅荒废朝政，确有其事，但事出有因；他虽身为蜀国皇帝，但却事事都由‘亚父’诸葛亮大包大揽，一手操纵，家长包办惯了的孩子肯定没出息，所以，他乐得疏懒偷闲，‘无事一身轻’，悠然地去玩他的斗鸡逗狗捉蟋蟀。这荒疏朝政之误，有他一半，也有诸葛亮一半。其二，说他投降变节，亡国亡宗，这个案子更应该翻一翻，我们大家都知道，蜀国后期国疲民弱，库虚财寡，诸葛亮六出祁山，多年征战，北伐未果，几乎耗尽了蜀国的大半人力物力，及至末期，姜维说大话欲力挽狂澜于既倒已几近痴人说梦；蜀国之最终灭亡不过迟早之事，既非诸葛亮姜维所能挽颓，更非刘禅所能回天。第二，刘禅被困成都，城中兵力不过数万，姜维大军远在剑阁，远水不解近火，眼看邓艾大军不日即将屠城，虽费玮蒋琬多数主战派决心以死殉国，无奈不过以卵击石徒增速死耳！鉴于此，据史料记载，刘禅派人入邓艾军中递交降表时，第一条要求就是‘宽免城中百姓，禅等愿跪迎将军入城’。可见，刘禅投降虽则也为保全自己，但其实后果不能不说客观上保全了成都这座历史古城和城中数十万百姓免于了兵燹之灾。第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三国归晋，全国统一乃当时历史进程之必然，“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来如此。现在的教科书上不是已经不再把岳飞文天祥称为“民族英雄”了么？事实上也应该是这样，当国家的统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时，同是中华民族一裔，勃兴向上的一个新兴阶级政权取代另一个衰朽不堪的旧有阶级政权，这应该视为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从这个角度说，刘禅的归降顺应了历史潮流，又有何‘变节’之可谓呢？用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比喻：傅作义将军当年和平起义欢迎解放军入城，国民党那边称之为‘投降变节’，而我们则称之为‘深明大义’；同一个道理，何以对今人可以宽谅而独对古人苛求呢？”

儿子的这番宏论听得我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几乎动摇了我原来固有的对“变节”问题的主见。我虽不十分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却认为，很多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看，就会发现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或许正是年青人之所以是年青人、之所以会和我们这一代人有“代沟”、有分歧的原因罢！无论这些分歧代沟孰是孰非，只要是他们有责任的思考和主见，则就说明了是他们进步和成熟的表现；一味指责年青一代轻薄、浮躁、阅历不深、世事不明等等，也并非完全正确啊！即如以上之类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孰又能说岂不恰恰反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僵化、保守和中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