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反封建”刻不容缓

在当代中国媒介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中，是防止“公共领域的封建化”最为迫切，还是抵抗跨国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控制”更为迫切？这样的题目让我不禁想到一个多世纪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文化传播领域同样面临着反帝反封的艰巨任务。虽说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我认为就目前中国媒介文化发展的情况来说，反封建的任务要远远重于反帝国主义，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地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控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在法律规范下得到保障的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真正对国家对社会发展有益的观点无处发表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造成影响。国家主流媒体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公众只能通过有所取舍的议程设置来接受可以被他们了解的信息，而掌握那些不能或不便于为公众知晓的信息便成为上层阶级的一种特权。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新闻媒体都由各级政府及党委宣传部进行监督管理。当原本应该是监督者的媒体变成了被监督的对象，他们所提供的新闻报道就不可能不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遇到危机时，政府也很少会考虑利用媒体来处理，很多时候一些官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反而故意躲避媒体，封锁消息。

就拿前不久的“毒奶粉事件”来说，早在媒体曝光之前，三鹿集团就已经向石家庄市政府上报了奶粉中发现三聚氰胺的情况。但当时正值全民奥运的热潮，这样的负面消息一旦公布出去，不只是影响一个企业，一座城市的声誉，更会有损整个国家的形象。嗅觉敏感的新闻媒体也只能从大局出发，把这样绝对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一压再压。“国计民生”，从这个词组的排列顺序就可以看出，国计永远重于民生。

而在九月份当“毒奶粉事件”被其他各地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了一下石家庄最有影响力的几份报纸：《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河北青年报》，全部对这一事件三缄其口，直到事件定性，三鹿集团给出解释后，才统一刊发了新华社一篇简短的通稿。本来身为当地媒体，他们有着其它媒体无法企及的便利条件去进行深入采访，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写出富有深度的报道。然而，三鹿集团这一知命企业是石家庄乃至整个河北省的税收大户，同时也是当地媒体的财神爷，那些巨额的广告费足以使其成为媒体的朋友甚至英雄。如今英雄失势，身为朋友怎能再去落井下石？仗义的当地媒体选择集体沉默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负面新闻异地报道”早已成为传媒领域的中国特色。本地新闻只是用来表现歌舞升平或者监督一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小老百姓。那些负责揭底曝光的扒粪式报道统统交给外地媒体来做。我认为新闻媒体应该起到一个舆论先锋的作用。在人们面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时，媒体对于事件的阐释不仅会成为吸引读者的卖点，更是引导读者的有力工具。不要以为不把真相公布出来就可以息事宁人，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才最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恐慌。人们无法从官方媒体获取确凿的信息，便会自行寻找其它途径了解并传播无从分辨真伪的信息。刻意的隐瞒只会为谣言筑造温床。

最近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渠道广泛传播的四川广元出现大量蛆虫柑橘的消息便是一个例子。相信所有看到这一消息的人都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直接导致全国各地的柑橘销量急剧下降，大批的橘子甚至都没有人去摘，就那样生生地烂在树上。即使现在新闻媒体马后炮似的不停解释，这里的柑橘没有事，那里的柑橘很安全，管你是县长，市长亲自品尝，也全都无济于事。因为没有任何专业检测能力的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所买的柑橘有没有蛆虫，更重要的是他们无从知晓这些媒体的报道是否客观公正。

当媒体丧失公信力，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也将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软弱无力的道德规范已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比比皆是的选择性执法更会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向那些不良行为看齐，以求心理平衡。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逐渐被抛弃，人们除了自己的生活不再关心其它。此时，西方社会的快餐文化，消闲文化便会趁虚而入。轻松刺激的美国大片显然要比一本正经的《新闻联播》更具吸引力，几十年老套不变的风格使官方媒体被大众关注的程度越来越小。

当人们宁可相信国外媒体的说法也不愿意关注国内媒体的报道，当人们已经对充斥所有频道严重同质化的节目彻底丧失兴趣，西方媒体为中国设置议程也就在所难免。因此，只有完成了公共领域的去封建化，我们才有资本和实力去抵抗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控制，我们才能在国际社会发出真正属于中国真正代表中国的强有力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