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600万的年薪说开去

报载：2007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高达6600万元！在我们这样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作主且已经作主近60年的国家，高管与员工数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差距，是否忒大了？

平心而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人之间出现一定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网上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人认为目前金融业的收入水平过高，不合理。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对这件事如此敏感呢？如果各方面条件相仿的两个人，仅仅是因为进入了不同的行业，收入就出现几倍甚至是上十倍的差别，是很难让人平心静气的，更何况少数金融企业高管的年薪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天价。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百姓对于适度的收入差距早已有心理承受能力。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高，市场竞争还不充分，加之金融业本身的强周期性，因此在经济景气周期阶段，其收益往往会高于其他行业。然而，也有人认为，金融业的市场优势并不完全凭自身竞争力获得，且该行业近年来在困难阶段都得到过政策的扶持。如果遇到困难时就寻求支持，效益好时则独享其成，似乎也不太公平。去年以来国内投资者一直对该行业收取高额管理费颇有微辞。

当前世界正处于金融危机的风暴之中，中国2000万失业农民工和600多万的大学生还在急等着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和求职的考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大洋彼岸高调表示要限制接受政府援助企业高管的年薪，广大中国普通百姓一年来赔得一塌糊涂，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的背景让金融业高薪的行为显得越发不可理喻、难以接受。但这样的行为是今天才有的吗？近年来，在一阵阵质疑声中，国企高管的薪酬不是一路走来、节节攀升吗？

据报道，招商证劵等不少劵商也计提了巨额薪酬和福利费用，这也说明了目前国家对金融业企业监管的缺乏。目前国资委只管理非金融类国有企业，通过几年的探索，目前这类企业的薪酬设置受到较多的监管；而金融类企业，此类监管措施不成熟得多，加上金融资产的巨大杠杆作用，挂着向国际标准看齐的口号，让他们自己董事会制定的薪酬体系常常偏向于维护管理层的利益，而忽略了国家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个难题。诚然，我们要建立国有企业高管的奖励机制，不能再用以前大锅饭的体制来对一个优秀的国企高管进行待遇分配。但这种薪酬体制的设立，必须防止走到另一个巧取豪夺的极端。不论如何，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国有控股企业的平安，起码应该将高管们的年收入、计提的数十亿的来源、分配去向详细公布，而相关审计部门对这样的巨额计提也应介入审计。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向各有关单位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某金融国企透露，这份中国版限薪令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

按理说，国企高管要对股东负责，其利益与股东利益，再深层次说就是与全体国民的利益是相一致的。但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资管理部门，而国资管理部门对国企的管理，特别是对国企高管薪酬的管理通常都无硬性规定，监管上的漏洞使得国企高管大多可以自行决定薪酬的分配。于是就出现了国企高管利益与股东利益、与国民利益相脱节的情况。另一方面，国企高管带头降薪固然精神可嘉，但是规范企业的薪酬安排显然不能依赖于高管的自觉。毕竟，人的自觉性有高低之别，高管们薪酬的涨降，依赖制度远胜于依赖自觉。而且薪酬制度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决定了激励机制是否能发挥实效，将影响国企效益，影响国有资产安全。因此，当前恰恰是合理化国企薪酬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