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己的话

前几日看到一位知名作家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了对粗暴批评的不满，觉得颇为诧异——还有这样唱对台戏的作家。被说成是什么又有何关系呢，何况又还不是坏话。说成是沈从文也好，说成是汪曾祺也罢，还沾些光呢（除非是想不随人所计，不傍人门户）况且也不会因为是被说成是沈或是汪而缺吃少穿，何必呢。但偏偏就有这样的人要站出来说，我不是那样的。

文人的生命在于说自己的话，没有了这个，文人大约可以闭嘴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文人这个词约略有些贬义，这里为叙述之便，也为还其本意（即为文之人）而做如此指称）中国文人的悲剧恰恰在这里。一方面，无话可说。另一方面，有话不能说。不论是文学抑或是学术都有纯粹的一面，必得真正信仰她的人方能步入其中。言者乃心之声，一个人并没有内心深处的对于生命、对于社会的爱，又能说什么。但恰恰相反，很多文人入此途就“动机不纯”。宋真宗早就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到了后面，八股文被称为了“敲门砖”，究其根本，中国文人学文就是出于利益的召唤和驱使。到现在何尝不是，申报什么课题何尝是由于学者出于其研究之心得，无非是盯着上级部门手里攥的千把块钱、万把块钱。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无非是应和之文。所以中国的文人大约最缺乏的就是表达“自己”，他们饱读经史，何尝窥孔孟之门墙，浸淫诗书，不曾解韩李之雄放，大多口不应心，不知所云。就这样，他们还要为圣贤立言，说的很宏大，很铁肩担道义似的，但终究圣贤已矣，他们无非也是为了弘扬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主旋律而已，这样只能是千篇一律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云云，毫无个性可言，自然，也是不需要什么个性的，充其量是个高音喇叭而已。另外，中国文人早在汉代就已经被倡优蓄之了，由此可见被包养的时间之长，他们怎能说出自己的话。李卓吾说的童心、一己之本心，我现在才算了解了，人们长时间不说自己的话，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我没有仔细比较过，中国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哪个更好一些，单就我所了解到的，明清文字狱往往深文周纳，大肆杀戮，使得文人动辄得咎，心惊胆寒。说实话，中国文人普遍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孱弱和胆怯，这是因为有着长期的历史的后遗症，也有着现实的急性发作。这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也不怎么样，范进刚考试完，他的母亲说都已经饿得眼睛看不见了，因此范进就马上抱了一只母鸡到市场上叫卖，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看到的是中国文人的辛酸和痛苦。因此，在有的情况下也是逼良为娼的。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往往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因此形而上的对于文学、对于艺术、对于学术的追求和造诣自然就大打折扣。这也确实是来自于历史中国文人的生存境遇不那么令人乐观。由这里，我想到了刚读的杂文选刊上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这样一则故事，1945年，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落选了，斯大林十分得意的说，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对此，丘吉尔说，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权利。

王彬彬对于中国文人判断是很准确的，但是真正能够抛开重重的经济利益和复杂的人世利害，对于中国文人还是颇有难度的。我想，只有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社会制度不断调整，人的独立性逐步凸显，中国的文人，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还是学者，才能够不看人脸色，不揣摩人心理地写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吧，况且，现在文人们的境遇要比范进要好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