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成了一只“民主狗”

2003年4月上旬，美军攻占巴格达，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倒台。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两个中国青年因为争论美军是“侵略者”还是“解放者”而动起了老拳。当时，我也“义愤填膺”地写了评论，痛骂欢呼美军“解放伊拉克”的一些人为“民主狗”，骂他们只会发出“民主的吠叫”，向他们的洋主子摇尾乞怜，甚至不惜卖国。

在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我都站在伊拉克人一边，为他们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萨达姆被美军俘获时，我还深深地感到遗憾和悲哀。

更早的时候，萨达姆甚至还是我崇拜的“反美英雄”，上大学的时候，我还专门研读过此人的传记。那时，我还读过其他一些革命领袖和革命烈士的传记，毛泽东、邓中夏、方志敏、叶挺，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前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我崇拜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丰功伟绩，敬仰烈士们立志救国、献身革命的精神，对卡斯特罗以弱小之国抗衡强大美国的坚强意志充满了敬意……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读了许多关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史书，先后收藏了《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长征》、《太行山上》、《风雨下钟山》、《新四军》、《八路军》、《中国命运的决战》等革命战争的“史诗性巨片”，自信对中国革命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熟悉程度（尤其是革命战争方面）不亚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些专家。与此同时，我还对苏东剧变后仅有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充满兴趣，读了许多这方面的图书和资料。

另一方面，我对当时苏联发生的演变痛心疾首，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当成叛徒，经常边看新闻边充满义愤地诅咒，恨不得与他们同归于尽。1991年8月19日晚，我从收音机上听到了苏联发生政变的消息，当时心情极其振奋，然而，政变的迅速失败以及随后不久的苏联解体，又令我痛惜不已，以致很久以后，还有这种“苏联情结”，阅读和搜集了多本有关苏联解体的书籍。

也是从那时起，我对“美帝国主义”充满了憎恶。虽然我很欣赏美国人的坦率、热情、勇于冒险、富于创造的民族性格，而且就我曾接触到的有限的几个美国人来说，他们也个个善良、友好和富有修养，但对于美国我还是满腔愤恨，经常咒骂其为“真正的邪恶国家”、“世界上最大的无赖国家”。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我和其他“爱国的愤青”们一样满怀快意，认为这是“美帝国主义”应得的报应。我强烈反对美国近年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盼望世界上能有“正义的力量”给他们以“越南式的教训”，1998年寄希望于前南斯拉夫，2003年寄希望于伊拉克，但最终都失望了。我还一度非常憎恶现任的美国总统布什……

上大学的时候，我关心政治在班里是出了名的，1991年“8?19”事件发生后，班长还专门找我写了一篇分析苏联政局的文章交到系里。1992年，在军训休息的时候，我曾主动用自己不全的五音激情满怀地为大家唱《东方红》。我曾经不满父亲和大哥对邓小平的批评和对毛泽东的缅怀，冲动地指责他们：“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甚至在2003年我还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不同意一位室友对GCD的批评，我与他争论到半夜一点多，而当时同寝室的另一位党员室友却一直沉默；另一次，我还因不满另一位身为研究生会主席、有着多年党龄的同学对马克思的贬低，而与他争论了好长时间。

那时，我有着狂热的共产主义信仰，常常自命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我在书店里看到了美国人大卫?科雷兹等人所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其中一位苏共干部所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当时心里就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在许多人眼中，连党都没入，马列理论水平也很有限的我也许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想想也是，也许，“左派愤青”这个词更适合于那时的我。

一晃，四五年过去了，现在我很少再以“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了。以前买的革命战争书籍和影视碟片虽还保存着，但却很少看了。当年我最憎恶的两个国际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我也开始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评价了（详见拙作《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和《中国媒体聚光灯下的布什先生》）。以前颇不以为然的“民主”、“自由”现在却成了我经常的话题和文题。由于我经常在网上发表一些推崇民主、抨击专制的诗歌和文章，如《一种槐花》、《绿洲》、《七月三十日午夜平顶山所感》、《谎言之场》、《敌人的罪与罚》、《让世界洒满爱的阳光》、《关于“生态链”的遐思》等等，以致一位编辑朋友在评论中说我对民主的话题有一定的思考，建议我写一个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系列，供大家讨论，我当然知道自己的斤两，没敢答应。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定决心，要继续为民主摇旗呐喊，即使文章经常被删被退稿，也在所不惜。我立志一只嗓音虽有些嘶哑，却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叫出心灵之音的乌鸦，也不做习于唱赞歌献媚舞的黄莺紫燕，或者有口无心、人云亦云的鹦鹉八哥，或者沉醉于风花雪月的鸳鸯蝴蝶……

看看，当年的“左派愤青”、“党外的布什尔维克”都成了什么人了？若在十多年前，我会痛骂现在的自己为“叛徒”，四五年前，我会斥责现在的自己为“民主狗”，当然，现在的我也会骂以前的自己“幼稚，懂个屁！”

这两个我同样真实，他们如此水火不容，又是如何构成了一个自然的历史连续体的？用句比较明白的话说：我是如何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变节”，从一位“左派愤青”“和平演变”为一条自己以前深恶痛绝的“民主狗”的？

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它的力量胜过成千上万句喋喋不休的说教。是冷酷而真实的人生，一点点洗去了我头脑中的玫瑰色，促成了我思想中的沧海桑田似的巨变！

现在能记起来的，这个变化的第一步，是1998年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高等教育开始“并轨”收费的一则新闻。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悲哀和愤怒，因为这意味着，如我这样的农门子弟一直信奉的通过高考改变贫穷和屈辱的命运，享受现代生活方式的道路将越来越狭窄，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将成为一句空话！道理很简单，越来越高的学费大大提高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越来越大的招生规模又大大削弱了他们通过自身努力而可能获得的知识上的比较优势，——“精英教育”的时代，许多高学历的寒门子弟得以进入大城市，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和各种事业单位；而今，在“大众化”时代，大学生、硕士博士生满天飞了，“关系”当然在就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学得好不如爸爸好”，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去搓澡卖肉的，只能是寒门子弟。从科举时代开始，多少贫寒子弟就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而发奋读书，而今，他们十年寒窗苦，交了几万元的学费“投资”之后，却“刚毕业就失业”，或者通过搓澡卖肉进行所谓的“就业”或“创业”！

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你们能用“大学生是普通劳动者”，或者“上大学增长了知识，提升了素质”这样轻飘飘的话来打发他们吗？你们见过农民是怎么挣钱的吗？你们见过衣衫破旧的他们，提着装满被子和衣服的化肥袋，颤微微地将他们挣来、挤下，甚至借来的钱交到衣着光鲜得多的大学工作人员的情景吗？估计你们见得不多，即使偶尔见了，估计也会视若无睹。而我，这几年每年九月份都见一次，每一次都感觉心像针扎般的难受。我想的最多的，他们含辛茹苦地供养孩子在这里上三或四年学，最终，除了那一纸证书外，他们又能收获一些什么？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像现在这样笑得出来吗？——即使现在，我也怀疑，他们是否真的笑得那么开心，而没有哀痛和忧愁……

令广大家长揪心的，还有基础教育阶段所交的高额择校费。按道理，“科教兴国”已成为既定国策，教育是关系国家兴衰、社会进步和千家万户利益的大事，基础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奠基工程，具有全民性的特点；我们也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代表着国家的未来，我们理应关心每一个孩子，使他们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地方政府不是向薄弱学校“雪中送炭”，削峰填谷，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而是动辄将上亿元巨资投向所谓“名校”，如地处西部的贵州省，投资4亿元（另一说4.9亿）建设贵阳一中的金阳新校区，而同期（2002年）整个贵州省的农村教育经费才不过4.5亿元！

于是，不用到遍布全国各城市的这些“亿元学校”去看，我们就可以想像得到它们与普通学校，尤其是薄弱学校的巨大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的家长们近似疯狂的“择校冲动”，于是“天价”择校费这样荒唐的东西也就成为必然的了。据黑龙江省城调队的调查，高中的择校费，省级重点为18000－24000元，市级重点为12000－18000元，普通高中为9000元左右。据报道，2001年，山东费县招收的4000名高中生中，只有700多名“公费生”，其他学生，少则1000元，多则上万元，最高达15000元；开封市兰考县一高，全校4700多名在校生中，只有1280名“公费生”，其余70％均为高价生。

这就不难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斥巨资打造“豪华名校”，除了政绩冲动外，更为重要的经济动因是，通过人为地拉大“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从而达到收取巨额择校费的目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不方便明目张胆地收，他们就大规模地推动“名校办民校”和“转制”，从而实现对择校费的漂白。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思扩大教育投入，加强对义务教育的规范化管理，反而将教育看作“摇钱树”，公然规定重点学校向地方财政上缴经费，尤其令人感到寒心和愤怒！

上述“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使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少数利益集团大发横财，另一方面是在广大普通民众的背上堆起了一座难以承受的“大山”：据零点公司的调查显示，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罪魁祸首，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认为他们贫穷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成为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农村、小城镇和城市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分别为2724.2、4065.7和6016.0元，分别占家庭收入的32.6％、23.3％和25.9％。据杨东平先生《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的数据，目前，在我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的比例为5－10％，在西部的地方院校，贫困生的比例更是高达50％以上。我还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家长在子女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因交不起大学学费而含恨自尽，林冰心、郭冬梅、刘淑杰、赵丽芹、王俊华、孙守军、景统仕、丁平良、李粉香……有几次看着看着我就流下了眼泪，我深深地同情，我更满腔悲愤……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5年，77.8％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仅4.1％的公众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即使如此，一些主管教育的官方人士仍然声称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云云，在汹汹的权力面前，我们普通百姓除了愤怒、悲哀和叹息之外，又能如何呢？

令我们感到无奈和无助的，还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飙升的房价，这是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在这座“大山”不断隆起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通过操控土地价格、大量拆迁以制造巨大的住房需求等手段，帮助房地产商炒热了房地产市场（有报道说，南宁、贵阳、成都等地的房价已经比上世纪90年代涨了近10倍，从600－700涨到4000－8000元/平方米，由此可见一斑）；广大民众沦为房奴（有报道称，现在已有70％的居民买不起新房。据新浪网的一项调查，城市购房居民中，有91.1％的人使用了按揭贷款的方式，其中31.75％的人月供超过了月收入的50％，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30％的“警戒线”。1997年，中国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金额还不到200亿元，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16000亿元，8年时间增加了80倍），社会舆论怨声载道，他们不为所动，前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声称，青岛房价不能降，高房价能提升青岛形象；2005、2006年国家连续推出旨在调控房价的“国八条”、“国六条”，他们软磨硬抗，致使房价长时期高烧不退；进入2008年，房地产交易量刚刚有所下降，住房价格刚刚现出回落的苗头，他们便不顾广大民众的质疑和反对（据新浪网的一项调查，截止10月15日深夜，反对房地产“救市”的网友高达81.99％，另有86％的人认为“救市”受益最多的是房地产商），纷纷跳出来“救市”了，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更是牛气十足地扬言，要查处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楼盘；这几天又有合肥市的官员在电视上高呼“买房就是爱国”……

为什么那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屁股那么牢牢地粘在房地产开发商的凳子上而不能自拔？当然是利益使然，——房地产被官方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据说对于拉动GDP有很大的作用；房地产业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有些地方甚至占了三分之一强（据《中国青年报》）；更有许多腐败官员与无良房地产开发商结成了攫取利益的“神圣同盟”，近几年落马的许多贪官，都与房地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前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武龙、前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前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等。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政府和民众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民众通过向政府出让某些权利，缴纳税金等，来换取政府的公共服务，如果政府和官员不能称职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人民就有权更换他们。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党－国”官僚阶层的观点和行为与人民大众的立场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们不仅不代表人民的利益，甚至还公然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杜世成、周久耕，还有深圳那位喊出“你们算个屁啊”的林嘉祥，不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吗？按照学者孙立平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开始形成一个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精英联盟”。这个“精英联盟”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立场是尖锐对立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价格改革”中，受伤害的永远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为何在三四年前发生的关于改革的争论中，一些政府官员、学者与商人们的口径又是那么惊人地一致，而与一般民众的感受又是那么截然相反了。

“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追求他们的利益，我们多少还可以接受，然而，“政治精英”们身为“人民公仆”，他们是由广大纳税人养活的，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他们凭什么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与民争利？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政客官僚们可以不代表选民的利益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这样的国家不多了，而其中就有我们！

在有影响的世界和地区大国中只有我们！

我迷惘，我困惑，我痛苦……我曾一次次地问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

一定是我们的体制出了问题！

不知在哪一天，我的头脑中忽然冒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想法。一开始，我很为此惶恐，困惑，甚至痛苦，但很快，我不仅回复了平常，还越来越坚定了这个想法，因为有那么多的事实为它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002年3月15日湖北女服务员高莺莺死亡案；2003年2月24日湖南女教师黄静裸死案；2005年1月9日上海志愿军老兵朱水康及其老妻被烧死案；2007年曝光的山西“奴工”案；2007－2008年的“陕西华南虎”事件；以及绵延不绝的矿难，接连不断的野蛮拆迁，层出不穷的“带病提拔”，屡禁不止的“豪华衙门”，频繁发生的官员雇凶杀人，愈演愈烈的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公款赌博、包养情妇，以及贪官腐朽糜烂的生活和下岗及流浪人员的啼饥号寒形成的鲜明对比……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读到了侯发山发表在《检察日报》上的一篇短文《病人》：“我”所在的医院，有两个病人，一个是一位83岁的离退休干部，住在设施堪比三星级宾馆的高干病房里已经两年了，始终处于昏迷状态，靠先进仪器和进口药物支撑着。老人是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医药费。两年时间，老人治病所花的费用已达300余万元。另一个住在要简陋得多的普通病房，是一位患脑积水的8岁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成绩一直很好。因为没钱，每天只能靠输液维持。“我”出于同情，估计出治好男孩的病需要2万元，我刚要打算帮他们向报纸呼吁时，小男孩已经被推进了太平间。又一年多过去了，那位离退休的老干部还在高干病房里昏迷着，靠先进仪器和进口药物维持着……小说即使完全是虚构的，但谁又能否认它背后沉甸甸的人生呢？

——这一切铁的事实，难道不足于击碎教科书上那些空洞的说教和报刊电视上那些“成就巨大、形势大好”的官样宣传吗？

就这样，那想法就像雨后的草一样疯长，逐渐将我年轻时的那些玫瑰色臆想彻底淹没。最终，我不再以“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愤青”自居，而变身成了一只饥渴的“民主狗”！

在我看来，民主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国家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是遏制官僚阶层与民争利的冲动，保障广大民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先决条件，是肃清贪污腐败，建设政治清明、公正合理、社会正气得以弘扬、歪风受到抑制、各阶层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我更相信，民主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如果说，在生产力落后，民智未开的古代社会，专制统治还有一些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现代社会（西方一些人甚至声称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科学大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独立意识空前提高的今天，专制统治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被人民群众唾弃。我们的南部邻国尼泊尔，直到2005年，通过血腥宫廷政变上台的专制君主还在干着解散内阁，大权独揽，压制反对派的勾当，转眼到了2008年5月，专制君主就被废除，国家成了“联邦民主共和国”。现在，心向民主的人们在议论民主，就是一些对民主充满敌意的人士和势力也不得不发表一些民主的言论，做出一些重视民意的样子。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这一点哪个敢来公开否认？

我承认，我心向民主，但如果谁把我和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连上线划上等号，我会和他急的。我虽然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的制度”，不再骂西方国家是“腐朽反动且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但我一以贯之地认为，弊端重重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人类理想的制度，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存在的国内问题未必就比我们的少，美国统治阶层穷兵黩武、肆意侵略他国的作法更是令我厌恶。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和以前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一样，也是建立在“丛林法则”的基础上，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它抛弃了赤裸裸的“暴力法则”，转而依靠显得不那么野蛮的“金钱法则”来实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我仍然对为了劳工利益和社会正义的各国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充满了亲切感。我为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在2001和2005年两次大选中的胜利，为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和联合马列派在推翻君主专制，缔造民主共和国方面的成就欢欣鼓舞，对通过民主选举连续在西孟加拉邦执政30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敬意（当然，我也对我们东部邻国那个日益沦为家族统治工具的所谓共产党充满鄙夷）。

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很赞同邓小平老人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本人不揣鄙陋，也要附骥几句：没有民主就不能保障人民的各种权益（包括言论自由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各地频繁发生的野蛮拆迁案和警察杀人案就是明证），没有民主就意味着制度落后和被动挨打（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句话，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就没有国家的未来。

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大众真正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每一个人（而不只是官员或富豪）的价值和尊严受到尊重和弘扬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政治清明，没有贪腐、贫穷和不公平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曾说过：“老百姓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改善他就拥护谁”。这句话说得很浅显，也很实在，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人民群众是最讲究实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谁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他们就拥护谁，谁把他们推向痛苦的深渊，他们就反对谁。我很欣赏学者王占阳的一个命题：“所谓社会主义，实际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斯大林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都不可能给广大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因而都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模式。我认为，我们为之努力的理想社会，应该是那种以人为本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发轫之初，就把打倒不公平的旧制度，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德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女儿、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曾经批评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她还有一句名言：“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由此可见，真正的共产党从来就不排斥民主，相反，从其根本性质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来看，共产党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反对民主的的共产党都是走上歧途的共产党，最终必为人民所抛弃。苏共、齐奥塞斯库的罗共，还有我们东部邻邦的那个党，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1922年7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共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性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党的最低纲领）“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那个时代，中共是以民主、自由等激动人心的口号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最著名的一段典故是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那一次谈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革命胜利后，新中国被命名为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性质为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军队、警察、法院、检察院、银行、医院、广播电台，以至货币等等，都冠上了人民的称号。但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民主竟成了禁忌，个人专制这种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东西竟然大行其道。相反，因为坚持“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而被人民抛弃的国民党，在台湾竟然率先进行了民主改革，并在国际社会大肆宣扬“台湾（民主）经验”，不由令人顿生“河东河西”之慨。

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中共在新时期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邓小平也曾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一位为人民民主战斗终身的前中共领导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人民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他还说：“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中共元老陆定一在1996年病危时也曾说，“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一味否定。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他临终前的最后两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前中共广东第一省委书记任仲夷2006年在《炎黄春秋》11期上发文，详尽阐述了他的政改思想：“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第二，政改严重滞后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第三，目前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清官很容易成污吏，好人变坏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第四，政改宜早不宜迟，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任仲夷还说：“我们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必须开放言论，公之于众，让全民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同设计蓝图，上下沟通，共同推进……现在，往往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民还愚民？……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是长治久安的”。他还指出，各国民主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西方“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成分就是权力制约，本身没有阶级性，具有普世价值不能违背。我们不能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中共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谢韬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说重点的话，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尽管下面他的主要论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引来了各方神圣的口诛笔伐，但我要说，这，还有上面列举的陆定一、任仲夷、那位为人民民主事业奋斗终生的前中共领导人，才是真正的忧国忧民，才是真正的高风亮节，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才是令我辈钦佩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范！

可惜，这样理智、清醒和良知的声音太小了，太处于弱势地位了，往往刚发出一点声音来就被一阵嘤嘤嗡嗡的喧嚣声淹没了，有的甚至还没发出声来就被扼住了喉咙……

然而，不管怎么说，民主毕竟已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喜欢和不喜欢的人都在谈着民主，不同的是，喜欢的人强烈呼吁推进民主，而不喜欢的人则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各种关于民主的奇谈怪论——

第一种是“民主不合国情论”。这是一种由来已久、且流传很广的陈词滥调，至少从国民党时代，有人就持这一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调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市场，比如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发表过类似言论。“民主不适合国情论”的内容大致是民主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不适合东方社会；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云云。

这种观点的要害是片面强调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不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这种观点也许在一时一地可能大行其道，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民主之花不仅在欧美，在前东欧地区和亚非拉也四处开花并结出硕果，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种论调纯属欺人之谈。

第二种是“民主条件论”。这种论调强调民主需要一定的条件，——以前强调在一个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是不可能建设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现在又声称民众的民主素质妨碍民主制度的发展。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还经常举出一些村委会的选举中，某些人出十块二十块钱就可以买到村民的选票。接下来的推论自然而然就是：民主应该缓行，等民众素质提高了，条件具备了，再实行民主政治。

民主需要一定“条件”吗？这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姑且后退一步，假设有，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坐等这些“条件”成熟后再推行民主制度呢？英国早在1689年就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美国早在1783年独立战争一胜利，马上就建立了民主制度，现在中国人的文化素质或者民主素质，恐怕不会比那时的英国人或美国人低吧。在西方大国中，法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最为一波三折，中间还经历了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三世称帝等反复，持续了约80年的时间（1789－1870），但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就此得出“民主共和不适合法兰西”的结论，他们最终在法国也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搞不搞民主，不是条件具备不具备的问题，而是如孟子所说的“为长者折枝”之类的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如果不想搞民主，“民主的条件”总是可以列出几箩筐的。

况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主意识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才能养成。而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大搞奴化教育，给年轻一代灌输的不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品格，而是“忠于”、“热爱”、“无条件服从”之类的驯顺意识；他们通过钳制言论自由，打击迫害甚至肉体消灭异己，和散播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风花雪月的小资情调，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耽溺于感官享受，没有远大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犬儒。

如此看来，在专制条件下“积攒”民主的“条件”，不是和让狼充当小羊的保姆一样荒唐可笑吗？

第三种是“民主缺陷论”。这种论调声称，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民主也是有缺陷的，比如效率低下，比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比如民主选举也曾选出了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等等，下面引出的潜台词是，既然民主与专制一样有缺陷，为何非要实行民主呢？

诚然，世界上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民主的缺陷怎么可以和专制的罪恶相提并论呢？这正如我们不能将感冒发烧和癌症爱滋病等量齐观一样：民主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弊端，但专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更多；在西方民主国家是曾出现过希特勒、墨索里尼之类的人物，但专制国家出现的暴君和恶魔不是更多吗？况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深受各种专制压迫之害，而少有民主政治亲身体验的民族，有多少资格来谈论什么“民主的缺陷”？相反，我们应该多多地控诉专制之害之恶，多多地宣扬民主之益之善，这样我们才能干净、彻底地消除根深蒂固且又流毒甚广的封建专制余孽。

表面看来，民主是有点吵吵闹闹，缺乏效率，但它综合考虑了各方利益和观点，经过了民主科学的论证，往往可以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相反，在专制体制下，最高统治者以言代法，“一句顶万句”，“力排众议”，带来的结果，往往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我们这方面的教训还少吗？如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全民捉麻雀”……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说“偶尔”还可以，说“往往”或“经常”其动机就很可疑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谓“英明”，所谓“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肉麻的谀词就是别有用心的欺骗宣传。

有些媒体还经常报道台湾“议员”之间的暴力冲突来说明“民主的缺陷”，这种报道的潜台词是：所谓民主，只是一种闹剧，再看看我们的人大政协开会，鼓掌之时声若雷鸣，表决之际举手如林，碰到新旧领导交接，还会来个热烈拥抱，多么严肃、庄重而又文明、和谐的场面啊！

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细细思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帖子：《台湾议员打架和大陆人大代表睡觉》，帖子揭示的内容很是发人深省。我们先假设，如果台湾的“立法院”也仅仅是“橡皮图章”或者“表决机器”，议员们还会那么较真，一次次上演“全武行”吗？我们再假设，如果我们的人大代表真的由选民选出，真的代表选民的利益，他们还会在会场上酣然入梦吗？

第四种是“民主虚伪论”。当然，在这里，“虚伪”修饰的是西方民主。这种观点估计只要是中国人，都会知道一点。它声称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民主，民主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民主，因此，西方民主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来说，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说法，所以它是虚伪的；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新型民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充分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云云。在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当时的政治老师还举出一份“雄辩”的材料，这份材料显示，美国的国会议员大都是政客和资本家，基本没有工农和民众出身……

民主是有阶级性不假，但西方民主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还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民主”，毕竟还是民主，毕竟还有三权分立、普选、新闻自由和示威游行的权利，我们这些有着“新型民主”的国家有这些吗？西方的议员确实都是老板和代表他们的政客，而我们的人大基本上成了“官代会”也是事实吧，——有报道说，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重达到了70％，至于政协，那更是官界商界学界高层人士，甚至还有黑老大的俱乐部，“广泛的代表性”又从何谈起？

为了证实西方民主的“虚伪性”、“狭隘性”，有些人举出西方选举的投票率如何如何低，以证明西方民众对这种“有钱人的游戏”的厌倦和抵制。有很长一段时间，鄙人也信以为真，但等看了在美游学多年的刘瑜先生的一篇文章《美国选举，选谁上台都差不多》，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文中说，在美国现行体制下，选举的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选举的结果，其实选谁都差不多。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干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然而，作者却认为，“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他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都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恰恰是民主的含义。作者进一步指出，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大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交车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褒义词等等“重大”问题的辩论，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上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文章最后还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若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选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不选谁都会非常不一样。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西方国家选举投票率不高，并不就意味着西方人没有政治热情和责任感，——西方国家的民众经常因为一些看似与他们国家无关的国际问题而进行游行示威，比如对“全球化”的抗议，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抗议，对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的抗议，恐怕我们中国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去年因为西藏问题对中国的抗议（作为中国人，我也强烈反对“西藏独立”，这里姑且不论其中的是非对错）。倒是我们中国人，有多少人想到过要走上街头声援受压迫者受迫害者，——不管是国外的国内的还是地区内的？当然，板子全打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是不公平的，1998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2005年中日关系紧张和去年法国等西方国家借口“西藏问题”干扰奥运圣火传递，中国很多地方的大学生都进行了游行示威，这本是展示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力量，对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好时机，然而，这时就有一些人开始紧张起来，一次次地开会，要求动用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学生上街。记得2005年那一次，当时系里的书记竟然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处理对日问题那是政府的事……”

天啊，我们不是经常教育学生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这不是公然要学生做只关心自己吃穿，不问国家兴衰荣辱的犬儒吗？当年“一?二九运动”时，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不也是这样“教育”“闹事”学生的吗？

第五种是“民主有害论”。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民主会带来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影响社会安定，危及经济发展，有的甚至说，民主会导致军阀混战，民族冲突，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甚至还举出前苏联的案例来论证他们的正确。

此观点使我想起来，我们做小孩的时候，父母经常说，要听话，“老嗷”（家乡方言，一种很神秘很凶狠的动物，大概是老虎之类的吧）专吃不听话的小孩，还编有歌谣：“仨猫六个眼，十二只猫蹄子，走路腾腾响，要吃小孩子”。呵呵，父母这样做显然是利用了我们年龄小见识少胆子小的特点，这种论调的始作俑者也采用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低估民众的智商了？

民主会带来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吗？我们看看西方的选战确实进行得很是激烈，但基本上都是有序进行的，当选举结果出来后，失败的一方马上就承认失败，并向获胜的一方表示祝贺。这些国家虽然有时也会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但很少会演变成全社会的动荡，至于宫廷政变、流血冲突、军阀混战、血腥镇压，则只能是专制国家才会发生的事。

那么前苏联和东欧在上世纪末发生的混乱、动荡和分裂呢？愚以为，这笔账应该算在专制政体的头上，而不应该由民主来负责。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民族分裂和冲突，难道是不是前苏和前南当局长期执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大俄罗斯主义”或“大塞尔维亚主义”），压制少数民族，以致民族关系长期对立和紧张造成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和谐融洽亲如一家，就是有少数“资产阶级政客”煽动也不会激起那么大的民族主义风潮吧。这正如一堵危墙，马上要倒下来了，某人对还在那儿顶着的人们说，不要再顶了，快跑吧，要不就出人命了。于是大家都跑了，危墙也倒下来了。在此情况下，我们能指责那个人，说由于他墙才倒的吗？

有人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折腾不起，今天这个游行，明天那个示威，什么事也搞不成”，这话也经不起推敲。在民主制度下，民主与法制是统一的，游行示威不是文革时的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更不是打砸抢，在民主国家，即使有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如入侵伊拉克后在美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反战游行，也没有演化成政治危机，更没有酿成流血冲突。所谓民主会带来混乱，会影响经济发展又从何说起呢？

“游行集会会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制造混乱”。说这些话的人也不想想，如果整个社会百业兴旺，老百姓安居乐业，“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又如何能煽动起来呢？如果群众经常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一定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而不是民主有毛病，或者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不辨是非”。抗战时期，毛主席多次批评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害怕民众觉醒，危及其反动统治，只能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而要求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那种自信和气度，岂是今日的一些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战战兢兢如临大敌所能比的？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灵，肯定会从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里跳起来，然后颓然坐下，长叹一声：“这些不肖的子孙啊……”

事实上，成熟的民主社会保障言论自由，每个阶层或集团都有一定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在矛盾尖锐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通过游行示威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只要不违法他们也不会被血腥镇压）。言论自由和游行示威实际上是社会的减压机制，从表面看它似乎会造成社会的无序，但它也会促使执政当局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减轻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而在专制社会里，广大中下层民众经济上处于被损害的地位，言论自由、游行示威的权利被剥夺，甚至生命也没有保障，这样的社会表面上一团和气，实则愤怒的岩浆在地下奔涌，破坏的能量在地下积攒，一旦有了什么风吹草动，整个社会的火山和地震就要爆发！

第六种是“民主阴谋论”。这种论调宣称，“民主”只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幌子，他们并不真正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只是他们“和平演变”的一个阴谋，为了增强所谓的说服力，这种论调的宣扬者往往会举出大量“历史事实”来佐证他们的观点。

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呢？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人家为什么会用“民主”、“自由”、“人权”来作“幌子”，而且往往能引起被“干涉内政”国家民众的共鸣呢？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西方国家老拿“民主”、“自由”、“人权”来说事，不正说明我们自身有问题吗？仅仅从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做的也应该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相反。

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迫切需要，我们不是为西方人发展民主的。西方人阻碍我们发展民主，我们要发展民主，西方人推动我们发展民主，我们更要发展民主！

第七种是“民主卖国论”。这是和“民主阴谋论”互为表里的论调——既然“民主是帝国主义的阴谋”，那么，国内谁要是叫嚷民主，那不是和“帝国主义”里应外合吗？而且，这些人在“犯了罪”之后还远遁他国，彻底投入洋人的怀抱，这号人不是“卖国贼”还能是什么？

上世纪有段时间，这种论调甚嚣尘上，且言之凿凿，似乎让人很难辩驳。我觉得，这样的“卖国贼”古今中外其实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有那么两三位却不可不提，因为他们也许是这类“卖国贼”的老祖宗：一个是孙中山，此人长期流窜国外，勾结境外帝国主义势力，阴谋颠覆当时的中国政府，另两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戊戌变法”后潜逃到国外，继续从事叛国活动，康有为甚至还无耻地准备效法申包胥作七日哭，乞求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所谓“新法”……对了，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洋人我们也不要忘记，此人因反对自己祖国普鲁士的当局，先后流亡法国、比利时、英国，还放弃了自己祖国的国籍，根据有些人的标准，这位洋人怎么看都是一个“民主卖国贼”，当然，此人就是马克思。

第八种是“民主爬行论”。这种观点早在蒋介石国民党时期就出现了，他们以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宪政发展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为幌子，借口民智未开，大搞独裁统治，压制人民的权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可没有那个耐心，让他们在他们所宣称的“漫长的”民主道路上慢慢爬行下去，结果，人民反抗风起云涌，独裁者众叛亲离，蒋家王朝很快灰飞烟灭。

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道理当然是不错的，但当权者至少要做出实际动作来，让民众相信他们真的是在发展民主，而不是在借故拖延吧，最怕的就是光喊口号，只强调发展民主的长期性而始终不见挪窝子，困难的不做容易的也不做，条件不具备的不做条件具备的也不做，这样下去，让民众如何相信你们诚意呢？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民主”经历。作为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本人今年虚岁39了，由于平庸，一事无事，当然就没有什么“被选举”的经历了，这并不奇怪，也不好埋怨别人，令我有点纳闷的是，我履行自己“神圣的投票权”的机会竟然也只有两次（当然，在单位投了不少票，但不是我这里所指的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一次好象是上初二或初三的样子，全体同学到当时的公社家属院投票，选票上的几个人一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长的什么样从事什么职业担任什么职务，反正就在那几个名字上打了勾，至于选举结果更无从知晓了。另一次是前两年，我已经在现在的单位，郑州的一所成人高校，有幸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同样的是在一些名单上打勾，这次还好，还认识一个，就是我们院的一把手（主持选举的同事还悄悄叮嘱：“选×书记”），另两位就只是两个枯燥的名字了。有时想到第一次参加选举的经历，以为那是在偏远的农村、小地方，选举不规范，等有了第二次经历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选举小地方这样，郑州这样的大地方也是这样，1980年代是这样，2000年代仍是这样。只是还有点不明白，当局为什么不在小学就开设测字学这门课呢？这样孩子们长大后，不是就能仅仅根据候选人的姓名选出他们满意的人大代表来吗？

好了，该说的基本上都已经说了，也该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了。朋友您能读到这里，我很佩服您的毅力和耐心，如果您能理解我更是感激不尽，这说明，我这一年多的思考和这十来天的苦功还有一点价值。它未必全面和正确，但都是发自良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我最害怕和担心的是，它还没和您见上一面，就被扭断了脖子。若如此，我除了无语又能如何呢？

回顾这十来年走过的心灵之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上梁山的那些好汉中，像李逵那样天天嚷嚷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穷凶极恶之徒毕竟是很少的，就是出身贫寒，“革命性”也比较坚决的阮氏兄弟，不是也曾高唱：“忠心报答赵官家”，“京师献于赵王君”吗？像林冲杨志武松宋江卢俊义等人那样原本就忠于朝廷，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报效朝廷、建功立业的人更多，但他们为什么铤而走险，最终走上了暴力反抗的道路呢？

这难道只是他们的个人悲剧吗？

不，它更是腐败专制的赵宋王朝的悲剧！

2009，1月中上旬于郑州

（欢迎理性论辩，谢绝无谓的争吵和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