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三国，是否能还曹操一个“公道”

刚刚我们几个朋友在房间讨论“曹操”到底是忠的还是奸的、是对国有用的还是多余的人争论了半天，大家都说曹操是反派人士。可我认为，曹操败，并不是谁的功劳，而是输给自己的心，他要不是疑心太重，我想必成大器了。就这个议论的引子，我感慨一下，有什么重大问题，都属于本人个人意见，并不代表其他。

我想只要懂一点历史文化的人都会知道一代枭雄“曹操”。不管是在我们小学时的课本里还是在具有中国巨作之称的三国演义中，“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大反派。可是对我而言，“他”，永远是个最有头脑的一代豪杰，虽然在历史中“他”输了，可是今天，还有一个我在为“他”鼓掌、还有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个英雄。不知道在世人的眼里、在历史的眼里“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翻身，被大家认可“他”的所有所谓。

在被称为“三国鼎立”时期的战乱之中，每个国家的百姓生活都是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当中，在百姓男丁心里更不知明天会命丧何处，国不定何来的家啊！伤也。事之相反，在这个时期偏偏在曹操统治的领地内个个百姓丰衣足食、并且每户人家都有存粮、流浪逃荒而来的灾民、难民也都在这里安下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在这种战乱时期，曹操能做到屯田、兴修水利实属有头脑之人，因为他知道战争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粮食，这样一来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顾虑，另外一点就是对农业生产恢复起了一定作用。我想要是用我们现在人来说，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济专家了，他的思想总是会站在高点远望，真可谓是观其远而非观圆也。而许劭曾在《魏书》中给与的评价是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选官标准是以有真才实学的人而观之，东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曹操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从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于禁和乐进，是曹操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大将；张辽和徐晃，是曹操从亡虏中选拔出来的大将，他们作为名将，辅佐曹操成就大业，均立有赫赫战功，被曹操任命为州牧和郡守的许多人，也都出身低微。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是必有两面，一面是好那另一面就必是坏。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抱负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反对当权者的结局必然如此，这不是伪善，而是政治。至于孔融、杨修之流是否奇才，不见得。可能当时我们要是深陷于此，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吧，奇才不顺者决不能留于敌方所用，必杀之。）

到现在，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只记得曹操的恶而不说他的好呢？为什么大家只会记得曹操的杀戮而不去用当时的政治思想去体会呢？

声明，本人怕只是看三国演电视剧里所讲的真实性不高，所以，以上关于曹操历史政治上的描述都是来自于百度百科，这样以来可以对历史更加的精确，非本人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