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链”的遐思

虽然在高中已经学过“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生态平衡”之类的知识，但近日读到梅朝荣先生编著的《进化论：弱肉强食的故事》中有关章节时，还是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读罢不禁掩卷长思，浮想联翩。

在大自然中，“弱肉强食”是铁的法则，主要表现为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食物链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叫捕食链，这是从绿色植物开始，经过植食动物这一中介环节，再到较小的肉食动物最后到较大的肉食动物的食物链，如由植物、昆虫、青蛙、蛇和鹰构成的食物链。捕食链是“弱肉强食”法则最典型的体现，正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第二种叫寄生链，这是一种与捕食链正好方向相反的“小吃大”的食物链，如狗、跳蚤、原生动物、细菌、病毒就构成了一个寄生链。在这个寄生链中，后面一种动物依次和其前面的动物构成了寄生与被寄生的关系。第三种叫腐生链，是由动植物遗体、腐食动物和微生物构成的食物链。据研究，一个杨树林的能量，只有6％左右被动物所摄取，其余94％都在植物枯死后被微生物所利用。

1942年，美国学者林德曼提出了“1/10定律”，即当能量沿着食物链逐级流动时，每两级之间都有约9/10的能量流失掉了，只有约1/10的能量为后一级生物所利用，因此，在食物链的上端，生物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形成了一个“能量金字塔”。构成“金字塔”基座的，是数量庞大的绿色植物，往上，植食动物的数量就大为减少，再往上，一级肉食动物数量就更少了，而高居于食物链顶端的，是数量最少的老虎、狮子、老鹰等陆空“霸主”。当生态链上的种种动植物数量保持一定的稳定状态时，生态平衡就形成了。

分析自然界形成的生态链，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个生态链的形成是以“弱肉强食”的法则建立起来的，各种生物在这个网络中的等级位置，是以其大小和强弱为根本依据的。为什么猫可以吃老鼠，而不是相反？唯一的理由是猫比老鼠个头大力量足，如果有朝一日老鼠的个头大过猫了，我们也可以预料，老鼠也会捕食猫的。二是生态平衡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生物界形成了一个能量循环系统：当能量流动到老虎、狮子、老鹰等“陆空霸主”那里时，并不是就到达终点了，而是继续向下一个能量级流动，即流向寄生动物或腐生动物。换句话说，即使是这些不可一世的“霸主”，在自然的生态链中也逃脱不了做其它生物“盘中餐口中肉”的命运。这样，整个生态链中的各种生物彼此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一种生物能够超脱其外。

人是自然之子，当然也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尽管人类凭借自己聪明的大脑已经高居于这个生态链的最上端，但仍然难以摆脱受自然法则支配的命运。曾有一段时间，人类自诩为“万物灵长”，幻想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乱捕滥杀、乱砍滥伐、围湖造田、毁林垦荒、无节制地生育……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生态链的法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什么“法外特权”存在。

当人们走出蛮荒，聚集成群，组成社会以后，他们也就结成了具有一定结构的“社会生态链”。粗看起来，这种“社会生态链”与“自然生态链”具有相似的结构，即“金字塔型”结构：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民众构成了塔的基座，越往上，社会权力也越大，人数也越少，在塔的顶端，是国王、皇帝、总统等国家最高领导人。然而，细细分析，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态链”的组成，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自私有制产生，历经古代和近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着一种生态链，我们姑且称之为“传统社会生态链”。这种生态链有三个特点：首先，这种生态链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基础上的。谁要是拥有了武力，不管他是刘邦那样的无赖，还是朱元璋那样的暴徒，谁就能够登上权力的金字塔顶而君临天下。这个法则，毛主席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吴思先生更是明确地指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着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其次，与自然生态链相比，这种生态链还具有非循环性。这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由于拥有军队等国家强力机器和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在古代又可以打着很有欺骗性的“奉天承运”的旗号，统治阶层往往选择独占权力，正如宋太祖赵匡胤所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统治集团总代表的皇帝、总统等，当仁不让地拥有举国范围内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就是一个地区或部门的主管，也往往以“土皇帝”、“独裁者”自居，在其管辖范围内享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广大中下层民众非但被剥夺了大部分权利，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

最后，是它的不稳定性。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过，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权力运作者总有一种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在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王朝，从夏，经秦汉、唐宋一直到明清，当然也包括蒋家王朝，都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兴亡故事：起初，统治者头脑是清醒的，如汉、唐、明开国之初，都曾实行“休养生息”的开明政策，政治也比较清明，唐太宗曾提出过著名的“载舟覆舟”论，明太祖为了朱氏王朝的长治久安，更是不厌其烦地颁布了《祖训录》、《臣诫录》、《醒贪简要录》、《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材料，还动用族诛、凌迟、枭首、墨面纹身、断手、刖足等酷刑来惩罚贪官。他还首创了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凡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除了砍头示众外，还要把皮剥下来，填上草，挂在公堂上（根据吴思先生的计算，明朝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270元人民币，60两约合16200元，按照这个标准，现在的贪官100％都要被“剥皮食草”了）。然而，帝国创业者们的种种良苦用心，最终都没有阻住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脚步，于是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最终，没有活路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于是王朝大厦土崩瓦解。

有感于此，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对此，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早在1979年也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两位老人不愧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战略家，一语就点中了“传统社会生态链”的死穴，指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方向。

另一种生态链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代社会生态链”，它实质上是一种由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系统论证，在18、19世纪席卷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中得以确立，并在工人阶级的不断斗争下逐步走向完善的民主政治体系。它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这种生态链摒弃了自然生态链和传统社会生态链中的“弱肉强食”法则，而采用了一种更具人性的文明法则。首先，它强调“天赋人权”，每一个人都具有完全平等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国家应该是人权的捍卫者，而不是相反。其次，它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所谓的“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认为，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人们为了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与统治者订立契约，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政府和统治者，以换取统治者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如果统治者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保护他们的权益，人民就有权反抗，甚至推翻他们，另立新的统治者。第三，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多党制，通过竞争，使各党不致懈怠，从而使人民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相当于在市场上，若竞争充分，消费者就是上帝，就可以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而如果发生了垄断，消费者就只有当冤大头挨宰的份了。第四，它倡导一种合理利己主义，承认每个人都有合理地追求他个人利益的权利和自由。最后，当人们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应该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通过博弈的手段协商解决，反对以强凌弱，对弱者诉诸暴力手段。

其二，由于法制完备，言论自由，新闻独立，司法不受干预，这就对权势阶层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对此，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也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

正因为如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虽然政绩卓著，仅仅因为与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之间的那一点“生活小节”，就差点被弹劾。乘龙快婿赵建铭被抓，台湾地区的“总统”陈水扁竟然无计可施。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弟弟、表姐都是失业大军的一员，就连他本人，因为家庭纠纷被前妻赶出家门后，也几乎不名一文；他租住的是两室公寓，每次和妻子女儿周末团圆，他女儿都只能睡在支在父母床边的一张简易床上。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就任后自愿放弃了优厚的薪水，只象征性地拿1美元的年薪；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坐地铁上下班，还经常因找不到座位而站着。德国杜塞尔市市长由于职务补贴很少，不得不重操旧业，业余到居民家掏烟囱。今年8月底，德国现总理默克尔女士到南京访问，不住总统套房却宿普通套房，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吃自助餐，甚至面包片掉在地上还捡起来继续吃……

每当看到这样的“奇闻”，笔者就忍不住浮想联翩，横向比较一番，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啊！”也经常想起一代伟人邓小平的话：“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其三，由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经过了二三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这种社会生态链摒弃了传统社会生态链的非循环性，同时又克服了自然生态链的那种“弱肉强食”的法则，因而显得比较和谐、有序，“社会生态”易于达到平衡。

2006年11月22日，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刘瑜先生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美国选举，选谁上台都差不多》，文中说，在美国现行体制下，选举的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选举的结果，其实选谁都差不多。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干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然而，作者却认为，“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他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都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恰恰是民主的含义。作者进一步指出，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大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褒义词等等“重大”问题的辩论，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文章最后还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若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选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不选谁都会非常不一样……

国际社会的现实也印证了作者的观点。我们注意到，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有时选战打得非常激烈，但都是有序进行，当选举结果出来后，失败的一方马上就承认失败，并向获胜的一方表示祝贺。而大选结束后，失败的一方指责获胜方舞弊，拒不接受选举结果的事件，罢工、游行示威，甚至发展到暴力冲突，则主要发生在刚刚建立多党民主制度的国家。至于武人干政、宫廷政变，更是像古代中华帝国那样专制独裁政体的专利品。

因此，现代社会生态链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生态链，尽管它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找到一种比它更合理的社会生态链。可以说，这种生态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代表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振聋发聩的警示。袁世凯、蒋介石等都曾是盛极一时的一代骄子，但由于逆流而动，最终都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民主的历史大势面前，每一个社会团体或个人都应该三思而做出自己的抉择。

2007，9，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