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白堂记》及题外刍议

一、《清白堂记》的简介

清白堂的名字由来，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因遭贬黜，担任越州知府，他在绍兴府山的山岩间发现了一口废井，井中有泉，命人除去杂草，掏尽淤泥，发现古井“泉清”而“味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范仲淹反此井命名为“清白泉”，借以表明自己“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的从政之道。并在井上构筑“清白亭”，将其住处的凉堂命名为“清白堂”，还专门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全文300余字，至今在府山的越王台的左侧。

宝元元年十一月（宋仁宗赵祯的年号1038－1040），范仲淹来越州（今绍兴）任知州，这次范仲淹是被权相吕夷简扣上“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等罪名遭贬的。这是他第二次到浙江担任地方官。第一次他被贬到富春江，在富春江上建造了严子陵钓鱼台。他在越州大约17个月（即1038.11－1040.3），所做的几件事，永远为越州人民所牢记。清理清白泉就是其中的一件。同时，他也放心不下一个同事，而且这个同事也在官场上正在走背向的路，他就是滕子京。

文章做在“清白”两字。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迁”，即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这不啻为当时贿赂成风的官场开出了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伸张了正气。

二、《清白堂记》与弟妹篇《岳阳楼记》的内在联系

写《清白堂记》六年后，作者又写了一篇醒世之作，这就是《岳阳楼记》。这两文章有内在的联系，是作者放不下一个人，他叫滕子京，是作者的同科进士（同科进士称同年）。

北宋名臣范仲淹（公元989－1052），字希文，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一同投宋，端拱二年（989）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在朱家长大成人。

滕子京，号宗谅，北宋淳化元年（990）出生于河南洛阳。中祥符八年（1015）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范仲淹举进士后，与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游玩。滕子京爱青阳、九华山山水秀美，恋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终归于青阳。死后，其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阳，这是滕子京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一。

滕子京的起落与范的关系。1039年，范在绍兴任期还没在结束，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这时的范仲淹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范仲俺经过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战略确定以后，还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它的实行。于是范仲淹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属等相应的措施。通过实施以上的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样，双方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议和，到庆历四年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三年四月，宋夏局势刚刚和缓，宋仁宗便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的内忧外患不时爆发。不少有远见的人担心国家的命运，连连上疏要求宋仁宗进行改革。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见范仲淹等人，督促他们立即写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贯主张改革，以治理天下为己任。于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由于反对革新的势力强大，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退缩了，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坚持了一年多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岳阳楼记》的写作背景。庆历新政失败后，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范仲淹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三、题处刍议

据《宋史》记载，滕子京被贬岳州的缘由是因为他在泾州任职期间，“费公钱16万贯”，除去部分作为办公经费外，仍有数万下落不明。此事被监察御史揭露后，当时的宋仁宗派员前往查勘，然而滕子京竟以销毁收支的卑劣手段拒绝查勘。最后得亏了范仲淹的“力救”，才得以降官一级，谪贬岳州。由此可见，销毁账簿凭证，不是现在个别企业的发明创造，而在宋朝滕子京的身上就发生了。

他在岳州任上，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滕子京并未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相反，四处搜刮钱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更为可恶的是，滕子京故伎重演，向自己管辖下的老板要钱。《涑水纪闻》记载：“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案典籍。楼成，极壮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用现代话翻译，就是他一上任，召集辖区的老板，叫他们上报债权，滕子京就利用公用权力，为他们追讨欠款，但追讨来的欠款，滕子京按一定比例抽头，用作修建岳阳楼。但他吸取上次登记入账到事后销毁账证的教训，这次是他不相信任何人，自己一个人管理进出，这样一来，效率虽然提高了，但是缺乏监督、制约，只能全凭当事人的道德。而且，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看从湖州到泾州，再到岳州，滕子京因为这个，再一次留下了话柄，没少被人诋毁。

因此，我们重读《岳阳楼记》，表象上看，是对滕子京有歌功颂德的意思，而且宋仁宗读后对滕子京也产生好感，立即予以升迁。但透过字里行间，其的真实含义是对滕的严厉批评和子规啼血般的规劝，不愧为一篇醒世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