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亭之失与邱晓华的“带病提拔”

提起马谡，只要是稍有知识的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尤其是由于《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马谡更是和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起，成了没有实际才干，只会吹牛说大话的反面典型。

其实，马谡和只会夸夸其谈的赵括不一样，正史《三国志》与《资治通鉴》中均称之“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能让充满智慧而又忠心耿耿的诸葛亮不顾先主刘备“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临终叮嘱，而如此倾倒的人，应该不是什么“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而且，《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一件事也充分说明了他的才干：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6年），诸葛亮南征之前，马谡建议道：“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此可谓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之议，深得诸葛亮的赞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七擒七纵”的故事。

当然，后来的街亭之失，责任应该主要由马谡来承担，然而，正如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功劳应该有相当一部分记在马谡的名下一样，街亭之失，诸葛亮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出现一些社会反响强烈的重大事件，如不久前的“山西奴工事件”之后，经常承担的“领导责任”，还是相当严重的用人失察，决策不当。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说他“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公元228年这次北伐中，街亭战略地位之重要，之难守，敌人之难以对付，诸葛亮是非常清楚的，《三国演义》对此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孔明曰：‘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马谡）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按照常理，对于这样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应该派一个作战经验丰富，功勋卓著的宿将，如赵云、魏延等去承担才符合常理，诸葛亮却“违众拔谡”，派了少有统兵在外独当一面经验的马谡去镇守街亭；如果我们再联系到永安托孤时先主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的谆谆告诫：“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这种任命更是令人感到困惑了。

很明显，理论不等于实践，善于“运筹帷幄之中”未必就意味着一定能“决胜千里之外”，从史料的记载来看，马谡应该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参谋人员，但未必就是一个高明的决策或执行人员。参谋人员与决策者、执行者毕竟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参谋人员只要开动脑筋，找出富有创见的想法，然后据此提出建议就可以了，至于决策者在各种方案中如何权衡利弊得失，做出决策，执行者如何在实践中根据情况灵活实施，他是不用考虑的。用一句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参谋人员运用的主要是理论思维，而决策者和执行者运用的主要是实践智慧，这二者显然是不能混同的。

可惜当时像刘备那样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点的人太少了，马谡显然也被自己“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假象和曾经有过的一些业绩冲昏了头脑，因而才有了“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若有差失，乞斩全家”的豪言壮语，并当众立下了军令状。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以嘲笑马谡“自负、浅薄、志大才疏、爱吹牛皮”的基调讲述《三国演义》中的这段文字的。仔细想想，“当局者迷”，有“自知之明”其实是很难的，像马谡这样有才能的人过于自信，盲目乐观也是人之常情。可叹的是，睿智多谋的诸葛丞相也陷入了一种心理学家所谓的“晕轮效应”，这种心理效应使他把马谡学识渊博、雄辩善论的优点无限放大，少有实践历练的缺陷却忽略不计，并想当然地认为像马谡这样的“当世英才”，只要到战场上一动手，马上就能建功立勋。中军帐中他对马谡所说的“守之极难”，“恐汝不能敌之”云云，立军令状等等，恐怕不过是堵众人之口的故作姿态而已。我推测，也许诸葛亮早就有让马谡去独当一面的打算，只是苦无借口，这次街亭之战倒是一个好机会，怎可轻易放过？

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像马谡这样“深通谋略”之士，让他一辈子当幕僚肯定是一种“人才浪费”，而帮助他实现从出色的幕僚向优秀的统帅的转变，于马谡本人，于急需人才的蜀汉来说，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让从没有带兵打仗经验的马谡去担当镇守街亭这样的重任，无异于拔苗助长，结果街亭失守，损兵折将，坏了军国大事，也毁了马谡这棵自己一向十分看重的好“苗子”。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街亭之战的开始，诸葛亮的头脑不是与马谡一起发热，而是婉言否决他的请求，另外派一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宿将，如赵云、魏延等去镇守街亭，先让马谡指挥一些无关大局的局部性战斗，然后逐步赋予其独当一面的重任，那么以马谡的“理论才能”，未来成为一位战无不胜的军事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蜀国也许不会发生诸葛亮、魏延等老一辈军事统帅谢世后，姜维独木难支，以致邓艾率二千奇兵偷渡阴平，在蜀中大地如入无人之境，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后主刘禅自缚投降的悲剧。

在惨痛的失败面前，诸葛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用人之误，痛哭流涕地反省自己没听先主之言以致误了大事，并亲自上书后主，承认“明不知人”、“授任无方”，请求自贬三等，其勇于承担责任的豁达胸怀和高风亮节，也远非后世的一些政客、官僚所能比。

近日读到陈磊先生的《邱晓华的重婚贪腐路》（原载《南方人物周刊》，《大河文摘报》2007年189期转载），文中说，邱大学时成绩优秀，热心助人，而且还是系里的运动健将。1986年，他撰写的《从国情、国力出发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一文影响甚大，并受到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的称赞。1991年，《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邱晓华的《对三年治理整顿的反思与回顾》，文中大胆提出，“治理整顿已经可以结束，留存的问题应在继续深化改革中解决”。不到一个月，中央就采纳了文章建议，治理整顿宣告结束。媒体称，“时年33岁的邱晓华，震动了中国经济界”。1993年，35岁的邱晓华成为国家统计局的总经济师和新闻发言人，以后凭借着对统计数据的熟稔和对各种问题的独到见解，他获得了“用数字说话的经济学家”称号……

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出，邱晓华应该算是一个少见的才华横溢的学者型官员（而且据说也很勤奋），如果任用得当，应该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也像他的前辈马谡一样，因为出众的才华而被不恰当地提拔重用——虽然早在1993年就出现了“问题”，但还是“带病提拔”，一路高升，直到2006年3月，当上改革开放以来最年轻的统计局长，结果，仅仅7个月后便落马获罪，身败名裂。这对他个人来说，当然是场悲剧，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也许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因为像邱晓华这样的人才，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永远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民主的透明的用人和监督机制，对他们一方面严格要求，防微杜渐，另一方面又大胆提拔任用，则今年才49岁的邱晓华，未来若干年后成为共和国的总理、主席，甚至另一个“总设计师”也未可知。

唐代诗人杜牧在其著名的《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马谡之后，邱晓华倒下了，邱晓华之后，又会是谁呢？每一次查处了一个“带病提拔”的贪腐分子，如胡长清、成克杰、侯伍杰、陈良宇之流，我们总是能听到有关方面总结的“深刻教训”，什么“家长制”、“一言堂”，什么选拔人才的制度不透明不科学，什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等等，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会不停地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颗石头绊倒，并摔着同样的跟头呢？我们还要这样摔到什么时候？诸葛亮在挥泪斩了马谡之后，还上书后主要求“自贬三级”，我们怎么就没有听说过哪位大人向公众表示歉意，甚至引咎辞职呢？

2007，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