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老将廉颇和少年列宁

在前两年所谓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中，某些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一些言论颇为引人注目：

2005年10月，一位高官针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对我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的结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声称卫生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

2005年12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也说，“我不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失败的，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成功的。”不久，该部负责人也说，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云云。

本来，报喜不报忧，为公众制造出一些虚假的繁荣与欢乐，是一些官员的一贯做派，我们早已习惯甚至麻木了，大家顶多一笑置之，很少有人费心劳神与他们较真的，但看了这些高论，我还是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忍不住要一吐为快。

既然论及改革的成败，就有必要澄清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在这方面恐怕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强调，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他还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如果我们用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教导来评价官员们声称的“成功”的改革，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我们通过这些年广为流传的一些民间说法就可知道人民群众对这些年以各种冠冕堂皇口号推出的一些改革的基本态度了：

近年凸现出来的三大民生难题在人民心目中已经与“帝官封”一样可恶可恨，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房改把你的口袋掏空，教改把你的二老逼疯，医改为你提前送终”，“救护车一响，两头猪白养”，“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一位网友在网上评论道：“活为‘房奴’，死为‘坟奴’，死活都不容易”。有人更是感慨：“难道做人有错吗？”

就连一些国外人士也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和我们一些官员的面子，不客气地提出了一些批评，如联合国的一位官员的在考察完中国的教育后就曾说：“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我们再看一些数字：

2005年8月9～11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的人士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论是，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另外，据调查，全国有６５.７％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因为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２００５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指出，２００５年，７７．８％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仅４．１％的公众表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总体满意度分值仅为３５．２８分（６０分为合格）。

如果一个学生考了35分，我们许多人会对这个学生做出成绩差的评价，难道主管教育的部门，还有其它部门的大人们，就可以漠视人民群众给他们打出的35分或者其它不满意的评语，说自己的工作是成功的？

对于民众的这些评价，一些大人是不服气的，他们要反驳，要论证他们的“成功”。比如那位部长大人就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些数据，来论证他治下的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先进性”，他那位新闻发言人也喋喋不休地在不同场合举出了一些“雄辩的事实”来佐证他们的“成就”，什么“历史性跨越”，什么“无论在办学规模还是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什么“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真是唾沫飞处，一片莺歌燕舞……

住嘴！

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有了更大的发展？这种说法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民众的普遍印象则是，高校的教学质量在滑坡。有调查显示，３３.３％的人认为“大学教育质量滑坡”，６８．９％的公众表示对当前大学的教育质量“很不满意”、“不太满意”。由于过度扩招，不少学校出现了师资、教室、教学设施以及服务设施的紧张局面，教学质量下降在所免。“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中国科技大学某位常务副校长去年在一次会议上如是说。据统计，由于扩招，导师人均指导的研究生人数为16人，其中16.8％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人数在30人以上，这种批发式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教学质量不下降才怪！函授、自考录取分数线出奇地低，据报道，2005年北京成人高考体育类高中起点专科的分数线仅78分，平均每科才18分，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平均每科也没超过60分（折合成百分制），考场舞弊的传闻和报道更是不绝于耳。一些学校更是丧失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迎合某些官员追求高学历的病态需求，大搞“钱学交易”、“权学交易”，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南郭先生式的“高学历领导干部”……对这些事实只字不提，却大谈什么高校教学质量有了“更快的发展”，难道那位大人不是生活在地球上？

1998年到2006年高校招生规模由108万增长到540万，毛入学率达到了21％？规模是扩大了不少，但部长和发言人大人为什么不提大学学费由1990年的不到100元，涨到了2005年的平均5000元左右（重点学校和热门专业甚至年均上万元），15年增长了50多倍，而全国居民收入只增长了4倍的事实？为什么不提全国有８２．３％的民众认为高校收费很不合理或不太合理？为什么不提大学本科4年的费用，需要一户农民14年不吃不喝只管闷着头挣钱才能付清的事实？为什么不提全国有40～50％的城市或农村贫困家庭认为他们贫穷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为什么不提因为子女考上大学却交不起学费而含恨自尽的林冰心、郭冬梅、刘淑杰、赵丽芹、王俊华、孙守军、景统仕、丁平良、李粉香，还有其他不知姓名或媒体根本没有报道的却有着同样遭遇的冤魂……？为什么不提占大学生总数20％的贫困生、5～10％的特困生不仅没有在他们向往已久的大学圣殿里快乐地学习，反而遭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煎熬（马加爵的自卑、孤僻不也是因为贫穷扭曲了他本来脆弱的心灵吗）？为什么不提由于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而造成的学历急剧贬值，以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现在却成了几乎与民工同等身价的“普通劳动者”，以至于摆起了摊，搓起了澡，当起了卖猪肉的？为什么不提由于高等教育个人经济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学费大幅增加，工作越来越难找，工资和待遇越来越低），“文革”中曾经盛行一时的“读书无用论”在相隔30多年后再次在我国城乡一些地方重新抬头，以至于重庆涪陵区2006年有541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占当年应届毕业生的10％？

为什么只提2006年高校科研经费是1998的6倍，而不提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出了多少有重要价值的科研成果？为什么不提2000到2002年，北大、清华等六所全国最强的高校在《自然》、《科学》等国际权威杂志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为什么不提全国高校有2000～2500亿的贷款规模，一些高校已经深陷财务危机，甚至资不抵债，走到破产的边缘？为什么不提高校已经成为经济腐败的重灾区，大学精神死亡，学术腐败成风？……

其实，这些大人不说，我们大家心里也一清二楚：提一些空洞的数据，是要粉饰太平，给公众造成一个教育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是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突出自己的“非凡政绩”；不提另一些更普遍更生动的事实，是要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无能或者失职；是要掩耳盗铃，压制各界如潮的批评和沸腾的民怨；提与不提，都是要捞取好的名声和继续升官的资本，至少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之所以提一些空洞的数据，不提另一些更生动更普遍的事实，是因为长官们在家长制盛行的环境中，早已形成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者思维方式：“说你行，你就行；说不行，就不行”，“老子天下第一”，本大人说长着梅花的东西是马，它就是马了；俺是说俺主管的工作成就辉煌了，本大人劳苦功高了，你们这些市井小民、草民、愚民、顽民、刁民又能怎么的？

无语。

想起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战国时代的赵国老将廉颇，另一个是少年时代的列宁。想起他们是因为想起了他们做过的事情，这些事情由于曾经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而流传甚广。廉颇因为嫉妒蔺相如的功劳就故意找他的茬，但当他知道蔺相如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处处忍让他时，羞愧难当，亲自登门拜访蔺相如，负荆请罪，终于取得了对方的谅解。列宁小时候不小心打碎了姑妈家的一个花瓶，但当姑妈问起是谁打碎了花瓶时，他由于害怕挨批评，就和其他孩子一样否认是他做的，后来，在母亲的教育下，他写信勇敢地向姑妈承认了这件事。

小时候老师在讲到这两个故事时，用了“光明磊落”、“高尚品质”之类的字眼，现在想想，说这两件事反映了主人公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若说如何如何高尚、如何如何伟大，则可能有点过了。因为在我们看来，诚实、勇于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是一个人理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即著名伦理学者何怀宏所谓的“底线伦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一是因为诚实守信相对于其它品德要求，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公无私等，需要克服的困难要小得多，行为者只要稍作努力就可以达到，因而它也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要求。二是因为诚实是人与人正常交往的基础，没有诚实，人与人之间便会相互缺乏信任，合作便会瓦解，社会就将崩溃。

在政治领域，诚实的品质尤其重要，对于政治家或官员来说，要取信于民，最根本的就是要诚实，坦诚，勇于承担责任。诚实、坦诚，勇于承担责任，还反映了政治家或官员是在真诚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推诿扯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改革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出现一些挫折，甚至失败也是难免的，只要直面问题，认真地寻找改进的办法，民众也会谅解的。民众不能认可的是，明明一些改革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民意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反对，有些官员却还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谈他们的所谓成就，借以掩盖他们工作中的问题。在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一点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有的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胸怀，看不到一点毛泽东主席曾经号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看不到一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正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风范，甚至连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衙斋卧听风吹雨，疑是民间疾苦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封建官吏都不如。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副文过饰非，推诿责任，只关心自己的官运，不问民众疾苦的官僚、政客嘴脸！

最后，送给大人们两句话，供各位斟酌：

一句是林肯所说的：“你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是的，你可以骗人一时，却不可能欺人一世。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最终会被戳穿的。

另一句是：“天地之间有杆秤，这秤砣是老百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违。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跨；/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来还会证明这句话是万古不变的真理。

2007年4－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