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罪与罚

敌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敌对的人，敌对的方面”，所谓“敌对”，是指“利害冲突不能相容；仇视而相对抗”。由此可见，敌人固然也与我们观点相左，感情相冲突，但最根本的，则是利益相冲突。当然，即使利益尖锐冲突，双方也未必一定要成为敌人，比如历史上就有许多“求同存异”，“化敌为友”的事例，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时候，双方本无利害冲突，观点也不无一致，但其中一方却对另一方突然袭击，痛下杀手，远的如勾践、刘邦、朱元璋等流氓帝王的屠戮功臣，近的如王明、张国焘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根据地内的大规模“肃反”。

也许，很多时候，敌人并非客观的状态，而是一种主观认定的产物。

敌人是坏人吗？相信绝大多数理智的人都会这样回答：未必，因为敌人或朋友只是人际互动的一种状态，与善恶无关。但有两类人，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是。这两类人，一类是儿童，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我们是好人，我们的敌人当然就是坏人了。

另一类人，虽然他们自己也未必相信，但他们却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的敌人是十恶不赦的坏人、罪人，理应受到惩罚。由于他们拥有一整套御用宣传工具，掌握着军队等国家机器，还有形形色色为他们摇旗呐喊的帮闲，因此，他们总是以“天命”之所在，或者“真理”、“正义”的化身自居，他们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不管情愿不情愿乐意不乐意，你都得接受审判和惩罚。

这类人，就是历代专制社会中的当权者。

比如，谁要是成为古代皇帝的敌人，那他会享受什么“待遇”呢？他首先会被定为“钦犯”，骂为“逆贼”、“反贼”，被定下“大逆不道”的罪名，轻则被斩首，重则被腰斩、车裂，或者凌迟处死。清朝雍正时期的河南学政俞鸿图，不知怎么开罪了那位著名的暴君，被判腰斩，史载，俞被拦腰砍成两截后，其上身在地上打滚，痛苦万分，又久不咽气，他用手指蘸着身上的血在地上连写了7个“惨”字，才慢慢死去。

凌迟，作为最严厉的惩罚，一般用在“造反者”、“谋反者”身上，明代大太监刘瑾因为“谋反”，就被武宗皇帝亲自批示凌迟处死。据史书记载，刘瑾被剐了3357刀，且分3天才割完，而且不能让他一刀毙命。行刑时，每组10刀，每一组喊他一声名字，还在被剐第一天晚上让他吃了一顿饭，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怕他就此死去。刘阉是死有余辜，但如此死法还是令人发指。

作为皇帝们的敌人，遭殃的不仅是本人，还要被满门抄斩，甚至被“灭九族”。明代那位被某些人称为永乐大帝的朱棣，更是别出心裁地灭掉拒绝和他合作的方孝孺的“十族”。上到高祖下到曾孙九代被诛这本是“常例”（另一说，灭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族二代），方孝孺这第十族又从何而来呢？原来，这第十族，指的是方的老师、朋友和学生。“斩草除根”到这个份上，也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到了近代，皇帝被赶下了台，“忤逆”之罪没了，凌迟、腰斩、斩首之类的酷刑基本上被取消了，枪毙成了当权者对敌人进行肉体消灭的主要方式，偶尔也用活埋或机枪扫射什么的。至于罪名，则五花八门，譬如“匪”啦，“反革命”啦，“叛徒”啦、“暴徒”啦，不一而足。这些罪名也就预示着，当权者镇压异己的血雨腥风远未终结。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47人；一年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500多人被害，5000多人失踪；随后，张作霖用残酷的“三绞法”绞死了李大钊；1946年，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

后来，55万人被新政权戴上“右派”的帽子，被批斗、被抄家，甚至被打杀。再后来，“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叛徒”、“修正主义者”越揪越多，被揪出的人物也越来越重量级，吴晗、邓拓、彭真、陶铸、贺龙、彭德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革”渐入高潮的1967年1月，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愿意携妻带子去延安或老家种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未被批准。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刘少奇头顶“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带着被“永远开除出党”的耻辱，在开封一个小院内含冤去世，三天后的深夜，被秘密火化，登记用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刘少奇的遭遇只是成千上万“阶级敌人”悲惨命运的缩影。在那个时代，“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膛腿”等各种酷刑成了对付“阶级敌人”的常用手段，砍头、挖心、割生殖器等令现代人发指的行为也时有报道。遇罗克、李九莲被处决，张志新被割喉，钟海源、黎莲被“活体取肾”（取出的肾分别被移植给一位“革命干部”之子和另一位“革命干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13个公社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有22户被灭门……

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声声惨叫和斑斑血迹中，中国历史终于翻过了这沉重而灰暗的一页。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发自内心地感叹，改革开放30来，我们确实处在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至少绝大部分时间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19年前因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严重错误”的赵紫阳，虽被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也失去了自由，但还可以享受一定的生活待遇，并最终体面地辞世，其命运遭际与刘少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拿鄙人来说，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就凭已发表的那些在彼时足以称得上“反动”的文章，估计也做过若干次遇罗克或张志新了。

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我们可以很分明地看到一个脉络：在当权者的眼里，敌人的（非刑事）“罪行”越来越不被看重，所受的“惩罚”也越来越轻，甚至根本就是无罪的，当然也不需要接受什么惩罚。我们也可以套用美国作家房龙的说法，时代的发展趋势是从（对敌人）“不宽容”到越来越“宽容”。

中国之外的世界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也说明了这一点：公元1世纪，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1至13世纪，中东的穆斯林被“十字军”多次“东征”；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16至17世纪，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被大规模屠杀；20世纪，布哈林、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等成千上万人被斯大林“清洗”，犹太人被纳粹种族灭绝，美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被《麦卡锡法案》“重点关照”，柬埔寨成千上万的人被红色高棉处死（非正常死亡者达200余万，占当时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如今，在欧美国家，各种信仰的人和平相处，几十年前还被严厉镇压的各国共产党也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舞台——就连曾经极端反共的台湾地区，最近也出现了自称“台湾共产党”的组织。

遥想当年，杨广、李世民、雍正等人为了登上皇帝大宝，把父亲兄弟都当成了敌人加以屠戮。直到不久前的2001年6月，这类古老的故事还在喜马拉雅山国尼泊尔上演，——如今该国也已成了“民主联邦共和国”。而在今天，美国大选结束后，麦凯恩承认失败，向为总统宝座与他争得不可开交的“敌人”奥巴马致电祝贺，并呼吁自己的选民支持这个“敌人”。两相对比，令人感叹。

我想，美国很少会有人说麦氏有什么高风亮节，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政治家在败选后的本份。现在，苛求李世民、雍正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杨广，也有不少人能客观地看待他的功过。正如作家路遥所说，“谁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人是环境的动物，麦凯恩也好，杨广李世民雍正也好，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今时代，民主、自由、人权成了主旋律，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多元化，不同信仰、不同种群的人们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已经是大势所趋，人类拥有越来越发达的智慧，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应该能够通过和平博弈的方式来解决，更何况世间许多事务并非“零和游戏”。观点不同、信仰不同，不应该成为制造“敌人”、打击“敌人”的理由。

由此，我们判断一个人一个组织是否有进步性，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对“敌人”的态度和做法如何：是斥之为“大逆不道”，严厉镇压，还是宽容大度，“无为而治”。这正如一个人，如果与他的“情敌”仍能友好相处、公平竞争，我们便说此人是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如果他像流氓皇帝刘邦的那位泼妇老婆吕雉那样，将其“情敌”砍去四肢、挖去双眼、熏聋耳朵、弄哑嗓子，扔进厕所，称为“人彘”，那么，我们只能愤怒地说：呸，这个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