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与江湖

看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讲座《明朝第一谋臣刘伯温》。毛佩奇教授作为明史专家，用通俗的语言深刻解读了刘伯温作为军师的足智多谋，作为丞相的官场挣扎以及凄凉的晚年悲情的结局。让人扼腕叹息，感慨良多。

刘伯温，名基，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谋略家。素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的美誉。刘伯温与汉代张良、三国诸葛亮并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名相”。他50岁时出任朱元璋军师运筹帷幄，为明朝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卓越功勋，被后人尊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

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夺得天下、建立明王朝的第一谋士，刘伯温在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创业期可谓轰轰烈烈，深得朱元璋的尊重和器重，两人议事曾经一度都是朱元璋亲自登门。可在大事初定之后，刘伯温却陷入朋党之争。因为诛杀丞相李善长的亲信李彬而与之结仇，李善长煽动党羽攻击刘伯温。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老乡，而朱元璋又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在朱元璋的眼里，他的这个老乡多年来工作兢兢业业，做人也很低调，从不抢风头，让朱元璋很放心。而刘伯温聪明才智此时在朱元璋眼里已不再是财富，反倒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在共患难打江山的戎马岁月里，朱元璋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在朱元璋看来，战争时的这些权谋之策，在和平年代很可能被用来搞阴谋政变。虎踞卧榻之侧，皇帝岂能鼾睡？皇帝的猜忌，再加上得罪了李善长这个政治强人，刘伯温在朝堂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了。朱元璋对功臣封公加爵时，李善长被封了一等公，而本该是第一功臣的刘伯温却只被封了个最低的诚意伯（伯爵），而且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

“飞鸟尽，良弓藏”。足智多谋思维缜密的刘伯温不会不明白这个俗语背后暗藏着的波橘云诡。他在洞察到朝廷对他的信任动摇，对手更想把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之后，已经意识到在朱元璋的金銮殿上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很可能会为“聪明所误”。于是便主动请辞告老还乡，试图远离杀机四伏的庙堂，归于江湖。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他过上隐居般的乡村生活不久，是非却又找上门来，莫名其妙的被卷进圈地修坟的轩然大波中——有人在皇上那里告他的黑状说，精通阴阳八卦的刘伯温为自己找了一块有帝王之气的风水宝地准备造墓，意在谋反。为了表明自己与那块所谓的宝地毫无关联，让皇帝放心，刘伯温被迫返京，回到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重回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庙堂，他想独善其身也难，最终没能挣脱主宰他命运的那只无形大手，被朱元璋借胡惟庸之手药中下毒而毙命，以悲剧性的结局走完了他智慧的一生。

试想，如果在朱元璋江山初定时，足智多谋的刘伯温就能急流勇退，恐怕也不会遭遇这样的人生悲剧。可以患难不可以同甘，皇位坐稳后诛杀功臣是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共有的一个通病，只不过朱元璋做的更绝而已，他借助后来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杀人无数。仅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可惜智慧一生的刘伯温觉醒得太晚了。

其实，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刘伯温有这样的悲情结局一点都不奇怪，前有古人后也不乏来者。盛极必衰是官场颠覆不破的“行业规律”。恩宠是需要平衡的，权利也需要制衡，谁打破了这种平衡，谁就逃脱不了兔死狗烹的宿命。比如和珅，在乾隆帝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及至嘉庆，他的保护伞太上皇尸骨未寒，他就被打入大牢，抄家灭门。辛辛苦苦敛来的巨大身家，白白便宜了嘉庆这个毛孩子皇帝。再比如雍正朝的年羹尧，他从雍正四爷府的潜底奴才到征西大将军，几乎见证和参与了雍正从王爷到皇上惊心动魄的斗争历程，为雍正登基立下汗马之功。在西北之乱让雍正焦头烂额的紧要关头，又征战西北多年，平定叛乱。在西北大捷后，年羹尧被升为兵部尚书，其实是明升暗降。因为年羹尧经营西北多年，也确实居功自傲，生活淫奢，早已成为很多大臣的眼中钉，他们在雍正耳边吹风说，年羹尧想当西北王，不臣之心久已。再加上他在请功折上开口就要三眼花翎。让雍正不胜其烦，对他遂起杀心。在奉调入京途径保定时，他的好朋友，江南名士任南坡已经洞察到他的处境已是危机四伏，劝他把请功的折子换成请罪的折子，连兵部尚书职位一并辞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平安隐居，无性命之忧。可是为时已晚，年羹尧请功的折子在前一天已经发走。果然，几天后雍正在圣旨中骂他是“天下第一负恩之人”，赐死斩立决。如果年羹尧早一天见到好友任南坡，请罪辞官归隐江湖，他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一个王朝的轰然坍塌，一个政权的权利更迭，必然伴随着位高权重者的被贬和被杀。谁能在登峰造极之时全身而退，谁就能游离于这个规律之外。可惜，从古至今，鲜见有人。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假如朱元璋被陈友谅或者张士诚打败，处于被清剿和反击的境地中，大业未定，我想即便是刘伯温再怎么请辞，再怎么骄横，朱元璋就是下跪叫爷爷也不会让他回归乡里，还会屈尊登门议事，更不会把他作为异己借刀杀人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被作为多次被贬的范仲淹的美德传颂，身在江湖却不能忘君于庙堂，说好听一点是心系江山社稷，说难听一点不就是对“庙堂”的不舍，对官场的留恋吗？倘若他也像刘伯温那样被是非缠绕，被昏庸清算躲都躲不开，还会“忧其君”吗？

居庙堂之高时很少有人望江湖之远，只有真的到了危机四伏的时候，才真正明白被人“相忘于江湖”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