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高尚”道德不可行

在自由，在利益，在自我意愿上，在人性方面，“高尚”是自我牺牲，“合理”是自我维护；卑鄙是损害他人，破坏法律、制度、规则。

“高尚”的道德要求如果不是出于自觉自愿，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我在实习期间跑客车时，有一件事，两个女列车员不敢做，让我这个“愣头青”去做：就是拿两个红袖标，让两个人戴上，意为“联防队员”，与列车员一起，尽义务在夜间巡逻，防小偷。我找了两个退伍兵，请他们戴上红袖标，也不敢指望他们能巡逻；然而上级要求于列车员的就是这样。两个退伍兵如果拒绝尽这样道德上的义务，我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有不这样干的自由；他们之所以没有明确拒绝，恐怕也是出于“不好意思”——这并不表示他们认可这样的做法，愿意承担这样的义务。上级为什么会对列车员有这样的要求？大概他们假设人人都是高尚的人。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现在不同了。比如车间对管理人员有这样的要求：倒班的也要在“歇大班”那天来上班。“说是奉献，实际不能亏待弟兄们，都要给钱。”这是车间书记的话。可见所谓“奉献”，也就是高尚的道德、思想或行为，只是用于宣传罢了，实际并不实行。即使这样，也有侵犯自由、变相延长劳动时间之嫌。

现在有一项政治任务是“反恐防爆”，对于普通职工的要求是：发现可疑情况，只要通知公安、报告上级就可以了；并不要求“对待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这是合理可行的要求。连学校要求于学生的也是：既不要“见义勇为”，也不要“见义不为”，而是要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同时积极报警。可见人们对普通人道德水平的要求并不那么“高尚”了，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合理了。

即使是灾难、战争时期，也不能以“高尚”要求于每一个人。“四川地震”时的电视画面会让人以为，“救助他人”式的高尚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网络上还是跑出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范跑跑”。“范跑跑”的行为本身是出于人的本性的，是不应受谴责的，不能说是无耻。他错在他的“宣扬”——电视上说他在“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中国人之所以千夫所指“范跑跑”，是因为我们在舆论上已习惯了以“高尚”要求于人，而不习惯以“合理”宽容于人，甚至忘记了还有“卑鄙”的存在。外国人也耻责之，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民众在灾难、战争时期的救助或自救行为还没有做到“制度化、组织化”。在灾难、战争时期的救助或自救行为如果组织化、制度化了，我们才有理由谴责“范跑跑”。所以在灾难、战争时期的救助或自救重在“制度化、组织化”，而非以“高尚”道德要求于民众。

如何“组织化、制度化”呢？军队、警察、公务员的救助行为无疑是“组织化”的，因为他们听命于逐级的统一指挥，他们在非灾难、战争时期也是“组织化”的；是不是“制度化”呢？也不一定是，“制度化”的标准是有经常的演习。民众如何“制度化、组织化”呢？似乎日本、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

可见，舆论难免它的偏激之处，它并不一定有思想的合理性。它的思想的偏激之处首先体现在，它忘记了一个基本的真实：道德的约束力远底于制度的约束力。它欲以道德要求代替制度约束——在需要制度约束而非道德约束的时候。在没有制度约束存在时，道德除了“卑鄙”，在“高尚”与“合理”之间应当是宽容的、自由的，而非狭隘于“高尚”之一格。狭隘于“高尚”之一格，不但不利于人们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而且有害；因为“高尚”成风之时也就是虚伪成风之时——比较比较当年的“学雷锋”与现在的“志愿者”就会很容易判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高尚”既没有心理学上的依据，也没有人性论上的依据。

道德与文化的根本要求是“真、善、美”，请注意“真”在“善”与“美”之前。而舆论的偏激之处就还体现在它强调“善”与“美”，而忘记了“真”。“真”是“善”与“美”的基础，没有“真”的“善、美”是虚妄，是虚伪。有时候“真”刺耳，舆论就以为它是“恶、丑”，哥白尼就是个例子。当然“范跑跑”不能与哥白尼比，他没有科学上或思想上的贡献；可也不应当骂他“无耻”，舆论也应当有宽容性。可见，仅仅宣扬“真”，宣扬“合理”的道德，是危险的——在一个不重视“真”，仅重视“高尚”的社会环境中。

总之，空泛的、“高尚”的道德要求，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一类，不但起不了道德原则应起的约束作用，还会让人们忘记有效的制度建设，还会增加虚伪的道德风气。

道德原则往往是主张什么，同时就要排斥什么。比如主张廉洁，就要反对贪污，似乎有点对称的性质。然而这样的“对称”原则在与人相处时或许不能“对称”，而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比如一个官吏很廉洁，他的儿女亲家却曾贪污；当案发，他因职务关系得知消息时，他就给儿女亲家泄露了消息（这当然是犯罪，但我只讲讲道德方面）。大义灭亲固然高尚，但其痛苦不能强行压抑而无；念及亲情而违德、违法却也是卑鄙的，其龌龊的自我形象与羞耻感又岂是一两句“别人也这样”能够消除的？如果他“事虽关己，高高挂起”，他的道德水平就是合理的，虽然心理上还是有受牵连的羞耻感。

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家人或同事之间相处，在非原则性的小事上，比如家务，比如工作场所的打扫卫生之类，总之是在没有法律和规章制度规定的事情上，对个人的利益与尊严关系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如果人人都锱铢必较，则人际矛盾必将不断累积。如果想家庭幸福，想和谐相处，对己而言，就要用“高尚”的原则来要求，视有限的“高尚”的行为（“有限”是指在时间、空间、事情性质上的有限制）为当然责任；对人而言，则要用“合理”的原则来要求，视“合理”为人心之当然。且要持之以恒，不能口出怨言，不能怕人说自己“傻”。如果以“高尚”（即使是有限的）要求于别人，或者虽以“高尚”要求于己但口出怨言，则人际交往状况与“锱铢必较”无异。这类情况不必举例，随处可见。所以“人心换人心”是一种奢望，“互谅互让”是一种虚言，“付出”不能指望“回报”。

所以，“高尚”的道德不可行；如果说可行，也是极少数人在自我品德方面的有限的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