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伴我人生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是铜山农村的一个小学生。那时学习的东西多是时事政治，真正的课本是不学的。那时父亲在西安一所大学工作，有一回我复习准备迎接考试，父亲探家回来，看了我的笔记本（抄老师的板书），父亲不经意之间给我指了几个问题，无非是“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方面内容。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可就是我不在意的几个问题几乎全部进入了考卷，我由于没有好好看，（其实看了也是白看，无非死记硬背，看也看不明白。）考试成绩当然只是一般，我后悔没有相信父亲的“押题”。回到家里父亲并没有指责我，只是一笑了之。就是这一笑让我明白了父亲的“高深”，理解了什么是“政治”。从那时起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我自己的视野也开阔起来，总觉得在事实的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左右着。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中学毕业后选择了经济专业，我认为当前的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我一向关心的观念问题被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所冲淡，细细研读哲学著作的打算被放到了脑后去了。那时的父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理解，但也没说什么。其实，父亲就是说了我也没法接受，即便接受了又能接受多少呢？只有天知道。那时的经济狂热思维充斥着我的大脑。后来我被分配到一个国营企业单位工作。当时因为我有文凭，被分配在办公室干起了管理工作。我所谓的管理工作，其实不过是陪酒，陪着南来北往的客户没白天没夜晚的吃吃喝喝。由刚开始不习惯，到后来的习惯，再到后来的发展创新喝酒方式，讨好客户，迎合领导，并把这些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我真的乐此不疲。由于当时我有点酒量，成为单位不可缺少的人物。那时父亲已调到了本地法院工作，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明显的不满意，常常直击我的痛处，一度父子关系搞得很紧张。我那时根本听不进父亲的话，认为父亲已老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已落伍了。最后父亲让步了。父亲的闭嘴也使我错误地感觉自己站到了时代的前沿。其实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所在的企业由全民改为集体，又由集体改为私营企业，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因为经营不善最后倒闭了，人员分流问题上还发生了重大事故，这也是后来才认识到的。当时我心理上认为市场经济真是个金钱主导的社会，是财富至上的社会，金钱理应大行其道。喝酒能办成大事，送礼能送出前程，是我那时的生存哲学。我顶撞父亲的理由是：事实胜于雄辨。父亲的那套理论被我经历的事实一一击倒。一段时间，我用单位的酒和财畅通无阻，几乎办成了所有想办的事情。

到了九十年代，我到了行政机关工作，并先后在教育、监察、人事管理等重要岗位任职。作为中层领导，我开始找来当时能找来的管理方面的书籍研读，可是不知是理论问题深奥还是我天生就没有管理细胞，读了很长时间也不得要领，真有鸭子吞蜗牛食而不知其味的感觉。父亲则告介我这不是接受知识的问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转变的问题。那时我年轻气盛，并不买父亲的账。我的理论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我居然把黑格尔的名言放到这里。其不知形而上的东西一但被形而下的应用，会产生多么具大的破坏力，那会让受害者哑口无言，没有理论支持，这也是后来才认识到的。但当时我相信：在部门领导负责制的制度下，只要服从主要领导，一切工作就没有什么问题。我一直沿着这条思路努力工作，与主要领导保持一致，尽可能的做到对得起组织，对得起领导。可是我的好运没有延续十年，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年里，我的工作环境是每况愈下，先从大局调到小局，再从重要岗位调到非重要岗位，在全员竞争上岗中，又失去了中层领导的职位。接二连三的挫折对我的打击是考验意志的。最后我顶不住了，我的理论被彻底推翻，我的实践被彻底终止，我当时进入到了人生最为困惑的时期，有一种被自己彻底出卖了的感觉，真的是找不着北了，那种困惑不是亲历者所能想像得到的。于是我强迫自己静下来回到我当初的起点，从新面对人生，那一时期，我先后读了王元化、何新、余秋雨等人的著作，并通过他们的引导进而研读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也是从那时起才真正建立了理性的思维，学会面对现实生活。父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安慰我，没有帮助我，他默默地关注着我埋头于大部头里去，直到有一天我的谈话中少了冲动，多了批判和思辩，父亲才肯定了我的做法。

新世纪的到来，我进入了中年，我开始思考我的下半生的打算。我考了注册师，准备干起业务工作。那时的我其实只是为了生计，被每况愈下的生活吓怕了，只能从生计做起，并没有长期干业务的思想准备。我用一切可用的阵地，写了很多的关于业务和不关于业务的文章。曾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了不少关注和回应，也因为文章在小圈子里出了点名。其实我的心理上还没有真的平衡，我的所作所为只是说明我是有能力的，让我从领导岗位上走下来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平的。这时的父亲看出了我的想法，但父亲并没有说破，而是让我一路走过去。我庆幸的是，心里的不平，被岁月和读书医治了。经过几年的写与读，我终于在文学——非哲学的领域里悟出了哲学的真谛。其实生活就是哲学本身，理解了生活，也就理解了至高至上的哲学问题。于是我进入了文学园地游戏，我涉猎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并用西方文学理论考量当代作家的作品。那一时期我读海德格尔，读萨特和加缪，读伊格尔顿，中国的莫言、马原等，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我走了出来，为我前此的想法感到可笑。从此我开始套用后现代思维读写。把严肃的游戏化，把重大的轻视化，把平凡的生活趣味化。那时实际工作我不能到业务部门，领导以我有写作能力为由，留住我在综合部门工作。于是我借着在综合部门工作的便利条件，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

有一个重大的事件还要说出来的，我作为注册师不从事具体业务工作，可我的注册章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由单位使用。终于署我名的报告出了问题，上级部门追查下来，单位领导让我去承担责任，在纪委介入调查时，我并没有按单位领导的意图行事，我向组织讲明了实情。这在单位引起了轩然大波，单位有的领导认为我不听招呼，有的同事认为我想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图谋东山再起，把失去的位子夺回来等等，各种各样的猜测、说法都有。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父亲对我的行为又一次首肯了。他说领导真的不是真理，多数也不一定掌握着真理。在党性和法律面前，再大的道理都是小道理，在道面前，器只能是器。有了父亲的理论支持我的心理更坚定了，与前一次的挫折比，这一次就不算是挫折了，因为我有了理论支撑，就有了主心骨。

后来我开始研读老庄哲学，我从老庄哲学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比较去看问题，我才发现真正的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不在西方，而在东方。于是我开始研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是当作政治任务，而是当作生活需要去研究。经过近年的细读，我认识到有了理论高度，工作中应当计较于创造价值的多少，单位财富增加多少，个人收入增加多少，更应当计较背后的观念，理性，或者说道。有了道的引路，有了道的高度，人生道路再也不会迷失。我想知道父亲如何看待我的思考，马上回家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