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沧桑开篇：对“底层”的困惑

近日，读了周景雷先生的文章《底层写作的病象和底层批评》，心里感触颇多。周先生在底层写作假定存在的基础上，指出了底层写作的三大病象：一是文本中私欲膨胀，个人自我追求围绕着金钱、物质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很多命案都发生在私欲的自我满足上；二是性欲无限泛滥；三是：伦理无限混乱，传统的父母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秩序被完全打破，一切以利益和金钱为标准。同时提出了底层写作更需要道德的命题，进而言及这种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批评家命名和鼓励的，因为批评家关注这个文学现象时缺失了道德意识。

我的理解是，周先生假定底层写作存在的意思是指底层写作近几年在文学评论界已经形成一个继人文精神之后的又一大公共话语圈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怎么界定底层写作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譬如，底层是指写作主体，还是指关注对象（尽管大都把目光移向后者）；什么样的层次才叫“底层”等等。纵观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形形色色，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拓展，但总体没脱离底层文学这个话语本体。张颐武先生认为：对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是从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个方向是延续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和1930年代以来“革命文学”对于劳动者受压迫及反抗和中华民族苦难的主题进行阐释，将当下的文学现状放入历史谱系之中加以陈述。另一个方向是以一种主观性的表述，提供对于“底层”的同情和悲悯，将底层的生活现状写出来表达一种感情的认同。张先生是站在中国的“现代性”角度来谈的，很有见地。

之所以谈及周景雷和张颐武两位先生的文章，是因为二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从2004年以来形成的对底层文学的关注内容和研究成果。如果对这几年来的研究状况做个简单总结，总感觉在这个公共话语圈的探讨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从话语圈的内部来说，理论意义上的“代言”的实际价值会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体验过底层生活的作家怎么去实现“代言”，这种形成的俯视作品具不具有底层文学的“真实性”，能不能进入这个话语圈作为关注对象。我认为这是一个理论的泡沫，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底层文学是因社会转型引起对民众疾苦的普遍关注而形成的文学作品。从外围看，它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是一个能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这从舆论界频繁的报道可以看出。从文学本身来说，它是自然而然有感而发的产物，它需要的是人文情怀的关注，道德尺度的同情。它不需要外在的理论诱导和不切实际的加入。二是从话语圈本身来看，底层写作的理论价值应作何定位。如果仅仅是因为问题的提出可以引起学界的关注，那这个公共话语圈的形成就只不过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再一次解读而已，从而失去了作为文学观念应有的价值内涵。所以，我认为，底层写作不过是一个理论表述的转换方式而已。与其去构建一个不可能相对单独的话语系统而人为的排挤传统的现实主义，还不如去探讨这种越来越多的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的精神向度，同时，在异质层面剖析其局限与出路，因为，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彰显，不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就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民众疾苦的文学作品。在诗歌领域，宋晓贤的一首《乘闷罐车回家》中写道：“一颗牛头也曾在此处/张望过，说不出的苦闷/此刻，它躺在谁家的厩栏里/把一生所见咀嚼回想？//寒冷的日子/在我们的祖国/人民更加善良/像牛群一样闷声不语/连哭也哭得没有声响”。这首诗把外出务工的人在回家乘拉牲畜的闷罐车时的感情表现得质朴而又凄凉。何剑声的《女工阿梅》刻画了一个普通的女工阿梅为了保住工作，即使快临产也还在生产线上班：“她这样硬挺着/其实就是为了保住/在这个效益不错的工厂/有她一个卑微的工位”。在《穿过村庄的高速公路》里他这样写道：“高速公路从外省/一直修到了我们的家门口/穿过山谷河流/穿过稻田庄稼/穿过我们的村庄的时候/把我们的村庄一分为二/把从前同居在一个村庄里的亲兄弟/隔在一条高速公路的两边/让他们的兄弟亲情/从此隔路相望/一路南下的高速公路/筑路时散落的石子/纷纷撒进公路两边的稻田里/有棱有角的/在今年春天/把好多下田插秧的乡亲们的脚/划破了一道道伤口/受伤的乡亲爬上岸/随手拔一把野草扎住伤口/忍不住骂一两句/我们本乡本土的脏话/又继续下田埋头插秧”现代文明就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着平静却又凄苦的田园文明。周小佳的《街心公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通过一根铁轨做梦似的/从几千公里之外的故乡/来到这里他小偷似的脚步/没有惊醒那些名贵的草木/此刻他的妻儿已经熟睡/他们的梦比公园要大//自己的命运由谁主宰/今夜，他把自己交给一条石凳/让尚未冷却的空气载着他的梦/与妻儿相遇/今夜在这个拥挤城市的中心/他做了诺大一块领地的/主人”，在这里，我们不难体会这个外出务工者辛酸的生活。类似的诗歌在《中国打工诗人》集子里就更多了。在小说领域，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始终围绕着鄂西北贫瘠山区农民的苦难进行，以非常沉重的笔调坦露了真实的生活场景。就像作者在自己的《写作札记》里谈到写作缘由时说的：“我宁愿拥有远方的山，最原始的农村和耕作方式。最古老的故事、油灯甚至峡谷里漫长的黑暗。那是我激动的源泉，想象力的锋芒”，“这些石头一样的生命，就像一只蕈，太阳一晒，它们就萎化了，消灭了。不，那是些美丽的生灵，一个扛着犁的农人，一只被赶得走投无路的豹子。我将怀着对生命扼杀的义愤，一种对山的崇敬来歌唱它们：死亡和生存的艰难，歌颂那遥远边地的混乱、神秘、贫困、乡里乡气的冲动、神奇、宽大无边、厚重、在被榨干后的沉默；女人的沉默，男人的气度”。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讲述了两个农民工办“点子”赚钱的故事：他们在黑暗的小煤窑下制造事故，将“点了”害死，谎称发生矿难，然后以“点子”（被害人）亲人的身份向窑主要钱。这是一部很沉重的小说，一个关于贪婪、谋杀和纯真的故事，虽然没有大悲大恸的结局，但却很能触动人们内心那些生存压力与困境带来的泛悲剧情愫。在《红煤》中，描写了一个叫宋长玉的农民轮换工为扭转自己贫困的生活和卑微的身份，想尽各种办法，最后终于发达，并将在底层所受到的压抑转化为一种恶意的报复，写出了人性中扭曲、疯狂的一面，用刘庆邦的话说，就是“用掘进巷道的办法，在向人情、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处掘进”。这样的小说还很多，诸如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马秋芬的《北方船》，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曾平的《大伯》，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杨继平的《烟农》，葛水平的《喊山》，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等。

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对民众疾苦的深入描写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个部分是不能用含混的“底层写作”来简单涵盖的。我们更应该思考这些作品揭示的疾患背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