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记

是满心的愤懑和不平让我有一种动笔的冲动，即使这只是我们眼中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事，即使我写出来也并不能改变什么，可我还是想做点什么，就算是一种发泄，一声呐喊吧。

半个月前，母亲因怀疑乳腺肿瘤到省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在做完B超、拍片等一系列项目又经值班主任G大夫亲自检查后，初步诊断为肿瘤，G大夫以他多年的经验确定为恶性。这无疑给我们每个人头上罩了一层阴影，我唯一的侥幸是希望胸片上显示的肿瘤在胸壁而不在乳腺的结果能成为事实，那样，良性的可能就占多数了，可这也只是我们的愿望而已。

为了尽快得到治疗，当即办理了住院手续。同病房内的患者除了一位是乳腺结核，其余都是癌症，这无疑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再加上医院特殊的味道，一时间我竟觉得自己透不过气来。

通过闲聊，两个小时下来，母亲便和病友们混熟了，得知第二天就要手术，邻床一位来自五台的妇女便悄悄地说起了送红包的事，这也是我们一直想打听又觉得无从下口的事。照她的说法，倘若“礼”未到，则后患无穷，一个是术中，一个是术后，她还用自己和同病房另一位妇女作了比较，那位妇女由于红包未到位，术后淤血得不到及时排除，在背后形成一个大包却无人问津，而她用红包各个击破，幸免此难，相反得到主治大夫亲自帮助排淤血的特殊照顾。我原本想，不论是手术还是术后治疗都是一个医生的本职工作，现在看来自己的确太天真了，无怪乎医院被百姓戏称为当今三大“黑社会”之一。为了让母亲少受痛苦，我们决定破财免灾，用钱买回一份安心。

度过了一个难熬的不眠夜，毫无此道经验的父亲按那位五台妇女的指点，在例行的查房后，惴惴不安地把三个红包塞进了主刀的G大夫的口袋，并请他将另外两个转送其它两位主治大夫，至此，我们总算放下了半截心。

手术是在上午9点进行的，短短的二十分钟后，切除手术顺利完毕，我不得不佩服G大夫的高超医术。接下来是四十分钟的切片化验，倘若是良性，我们便可安心等待出院，如若是恶性，母亲还需再次开刀，那段时间里，陪着母亲的我是万分不安的，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清应该感谢红包还是该感谢上帝，取回的化验单上明明白白写着“软组织肉芽肿”，而这只是一种炎症！

两天后，在G大夫“真是幸运”的感慨中，我们离开了医院，可幸与不幸却一直矛盾着我的心，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发出“看不起病”的感叹，为什么小病拖成大病也不愿轻易跨进医院的大门，那象征纯洁、高尚的白大褂在人们心中其实是有些“畏”，甚至是有些“恨”的，譬如那些和我们有过累似经历的患者。

医者医好的是病人的身体，可多少人为此而负债累累又从此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更重要的是行医者的灵魂高尚与否令人怀疑，业务能力可以有大有小，道德高下却是决定了一个人的作为，此时此刻，我想起手术记录首页的“医德责任书”，这难道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