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落后

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过转型的机遇，但终究由于种种原因而丧失。明中叶万历年间（1573—1620年），随着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镇的手工业中，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是一股反映中小地主、商人和早期市民阶层要求，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程朱理学思潮的出现。他们不仅攻击程朱理学，还对封建专制思想进行声讨。

在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的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内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杜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中国出现了如此之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与此同时，16至17世纪西方文化开始向世界各地渗透，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大量东来，将西方的科技文化信息，如天文、历算、地理、美术、音乐等等介绍到中国，大开了中国士人的眼界，激励了中国某些“最有学识的人”，开始追踪世界科学。另一方面，东学西渐，耶稣会士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儒教、道教、园林、艺术、器物、书籍、植物种子传入西方，向西方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可以说，假如中国文化沿着自我批判的方向发展更新，假如后来的统治者能顺时度势，改弦更张，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便有可能绕过近代历史的险滩，与西方世界在近代起跑线上展开富有生气的竞走，从而再度走向辉煌。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选择。这股冲撞旧制度、发展新科学、交流中西文化的浪潮，在满族入关和清王朝建立之后，却被断然煞住，从而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大好时机。

与日耳曼人对欧洲的征服从而中断了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进程相类似，满族统治不但不对中国封建文化施加任何有益的影响，反而人为地打断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向近代文化自然转型的破产，使中国文化丧失了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契机。拿人们引以为傲的“康乾盛世”来说。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文化上专制独裁，扼杀异端。据不完全统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兴文字狱就有108起之多。乾隆年间，清高宗更是借编纂《四库全书》时机，将凡有民主或民族色彩的著作，一概禁售、毁版、甚至焚烧。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间，就烧书24次，共13800余部。而在科技领域，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也失去了。如在用人上，康熙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条件下，没有兴办外语学校，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重视去研究。乾隆时期，还发动“复古”运动，认为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

总之，正是清朝统治时期的文化专制、闭关锁国，及其对科技文化的轻视，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早期启蒙文化未能充分发展，中国古代文化转型未能完成，这才是酿成中华民族近代耻辱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