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时的话题

记不得曾在哪本书里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人到饭店吃饭，先要了一碗面，面端上来后又换了一碗饺子。饭后叫他付钱时，他说：饺子是我用面换来的。叫他付面钱，他又说，面我又没吃为什么要付钱。

这个故事可笑吗？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远不止一碗面的价钱。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卖给个人，可个人哪来那么多钱呢？向银行贷款，用国家的钱买国家的企业。贷款要抵押，用什么抵押呢？又用那个准备买的企业抵押。因此，那些个人，实际未花一文钱，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其实，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某市有一个大型企业，改制前资产评估为两亿，有一个外地商人出资五千万私款未卖，却以两百万改制给该企业领导，程序一样也不少，评估、竞标、公证，市领导到现场主持拍卖，发表讲话，如何如何符合党和国家政策，怎样怎样依法办事。但该企业的工人不同意，几千人将会场包围起来，该市领导叫公安局长抓人，那个公安局长还算有头脑，说抓人会激起民变，致使那次企业改制未成。

我并不是反对企业改制，应该说，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势在必行。一九九八年秋天，我参加我们市直工业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检查，那些企业的景象，真是凄凉极了：不见人走动，不闻机器声响，遍地是齐膝深的荒草，荒草中横七竖八，扔着锈迹瘢瘢的机器，风吹草低，时隐时现。那些机器，大多是两、三年前，用高价从国外、港台引进的淘汰设备。当时一位厂长对我说：“现在，企业不生产亏本，生产也亏本，而且亏得更多；企业改制国有资产会流失，不改制国有资产同样会流失，而且流失得更快、更多。”也怪，我市的那些企业，改制以后，大多立即就扭亏为盈。由此可见企业改制政策的正确。但是，企业改制不能让国家和企业职工的利益受到损害。一九九九年，也就是企业改制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向我们纪委的领导建议：我们应该参与企业改制，将监督企业改制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领导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但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上面还没有具体规定，我们先搞一点调研工作。转眼，将近十年过去了，企业改制早已结束。十年间，各级纪委年年工作报告中都说：“要将查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作为今年查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可是，这么多年，又查处了几起这样的案件呢。还有那些检察院、法院、国资委、审计局、体改委，等等机构，也都尽职了吗？然而，国家亏得起，职工个人却亏不起。应该说，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利益受到最大损害的，还是那些改制企业的职工。他们，原为企业的主人，特别是那些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工人，他们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忘我劳动，为国家提供积累。当年，一个纺织女工，一天创造价值四百元，而她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元都不到。他们将国有企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多少年，耗去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可是一声改制令下，他们失去了企业。他们离开企业时的景况，让人想起南唐后主李煜，在国破家亡、辞庙去国时，垂泪对宫娥的凄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顷刻之间，丧失殆尽。而那些企业的新的主人，有的是失意官员，有的曾搞夸过一个、两个、乃至无数个企业，再换一个企业当官，他们对企业可以说是无寸利之功，却在一夜之间，拥有了整个企业。

那些改制以后企业的新的主人，对待他们的员工，有的真是气焰万丈。我市有一个企业的老总，在一次职代会上，对代表着民意的职工代表们说：“你们这些东西，全是畜生，全是吃屎的，我叫你们全滚蛋。”那个老总，原是我市某县某乡乡长，因“陪选”副县长而获安慰性职务，到该企业当老总，改制后成该企业老板。他过去欺负农民惯了，口头禅是：“找根小绳把他捆起来。”现在企业成了他的家天下，更是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什么党委，什么工会，什么规章制度，全凭他一句话。过去，进这个企业，要市长、书记写条子，现在，他的七姑八姨，什么人都来了，什么手续也不要。对职工，稍不如意，即送人教科，所谓送人教科，就是待岗，无事做无工资，或者有事做无工资。现在，涉及改制企业职工利益的事情，是最无人过问的。过去的规定，都是针对国有企业的；现在改制早已结束，新的制度却还没有制定出来。企业无法无天，自行其事；工人投诉，无人受理。有一个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因企业改制，多少年没有医保，政府各级部门批示解决，企业就是不给钱。后来起诉到法院，法院说，涉及到企业改制这一类政策性问题，我们也没法判。制度真的就那么难制定吗？那些制定政策的人，那些有权有势者，妻子儿女，有几人在企业当工人，他们哪里还有心思为工人着想。温家宝总理给退休职工连续增加三年工资，工人感谢他。但工人真正需要的，是权益能够从制度上得到切实保障：改制后的企业能够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工人能够投诉有门，有人关心。

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话题，因见政府门前还常有改制企业工人上访，故发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