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仆”正名“主人”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我们将人民群众称为国家的“主人”，而将干部称为人民群众的“公仆”。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表明了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与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望。但愿望并不等于事实，现实是这样做反而造成了一种社会定位上的模糊，也就带来职责混淆，责任不清的混乱。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世界大同，而世界大同的精髓是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既然最终我们都将成为主人，所以，即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没必要人为地让干部先做社会的“仆人”，然后到共产主义要来临的时候再去“转正”成“主人”。正像我们干革命的另一个目的——“共同富裕”一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甚至靠不正当手段暴富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主人”起来呢？

何况，干部本来就是社会的主人，他们是抽象国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大小事务由他们说了算，由他们作主，没有他们，国家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是他们让这个“概念”站了起来，成为有形，他们不是主人是什么呢？

尤其是现阶段，人民群众暂时还不能真正当家作主，比如他们要吃低保，得向社区提出申请，社区批了，他就可以吃低保了。是社区干部为他作了主是不？比如一个老百姓被贼偷了，民警抓了贼，替老百姓把钱追回来了。是民警为老百姓作了主是不？总之，老百姓事事处处都得请“公仆”替他作主，可我就是想不出老百姓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为自己作主，更不用说也替干部作一次主了。

把干部定位为主人有什么好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先得看主人有什么作用。我认为，主人至少有三个方面与仆人不同。一、主人会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二、也就会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三、他就会善待仆人。

而这三点是“公仆”的定位做不到的。因为你一开始就不承认他是主人，所以首先在他心里，他就把国家当成了他索取的对象，这样就派生出贪污受贿，也就不把公事当自己的事办。对于他服务的“主人”也就不可能尽心，你不是主人吗，你作主呀，找我干嘛？

以上当然不是什么理论，但是道理，是人的一种心理特征。我们可以将国家去比小家，

家庭为什么和睦？这是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主人。主人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家。孩子不听话，作为一家之主的父母会耐心教育他，而不是去学校报告班主任老师；孩子做错了事，父母也会尽量原谅他，而不是用手铐把他铐起来……同样，孩子们也会学会以主人的身份来对待这个家与其他家庭成员。

每次在街上走，望着那一街的市民，我就想，如果我是这个市的市长，我一定要对这些人好，因为我是一市之长，这个城市由我作主。我会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屑丢进垃圾桶，就当在自家客厅里看到一张废纸；那些与城管扯皮的人，我会看到他们为了生活而奔波的难处，而不会认为他们是不听调教的刁民……我会想，如果我能力大一点，工作做得再扎实一点，点子再多一点，可能他们的收入会高些，不至于为了方寸摆摊之地与城管舍死……

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认为市长就是这个市的主人。正如父亲是一个家的主人，所以他不会计较自己的孩子一样。这让我想起古人的高明，古人干脆将县官称为父母官，将他管辖下的人民群众称为“子民”。这个定位便有利于县官为民当家作主。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我们现在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其主要原因就是真正的主人没拿出主人的姿态来管理这个国家，因为我们给他定位的是公仆，他倘若事事处处以主人的身份处理事情显然言不正名不顺。

有一点似乎可以定论，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好管的顺民，要与他们搞好关系非常容易，那就是对他们稍微公正、公平一点，别欺得太甚。干部尽点心，尽点责，能帮群众点忙自然好，不能帮忙只要在发生纠纷时能大量一点，放群众点让，矛盾只怕也要小得多。毛主席说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就是这个道理，说明干群关系紧张的责任在干部，而不在群众。

我们现在是干部不作主，而被叫作主人的那些人又作不了主。这样一来，便导致了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没有主人。

一个社会没有主人的结果是：对国家而言，大家都是打工者。在对它的索取上，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而在这些“打工者”之中，又分成强者与弱者，他们在利益上又互为对立。在这三者之中，国家与弱者吃亏，其中，国家更是被“二吃一”，永远吃亏，任何时候都吃亏。

国家吃亏体现在腐败增多，国有资产流失……弱者吃亏体现在社会不公与冤假错案增多……

我曾（2008年7月21日）目睹了一场交警与农民的纠纷。一位常德瓜农运了一车西瓜到湘潭。因走错路被交警扣下引发争执。按国家规定，运农产品进市有“绿色通道”，可免除罚款之类。瓜农可能是抓住这一点以为交警奈他不何，岂料在推搡中，瓜农之手在交警胸前衣襟上划了一下，并未打中交警（一位在场的老交警语），瓜农自己的脖子上倒是被交警打了一掌，划出了一道血口。可交警说瓜农“袭警”。我一听，当时就立刻意识到这位瓜农要倒霉了。这本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但袭警两字一出，瓜农就是袭警，他是纵有百口也莫辩了，在强大的权力面前，这位农民立刻变得身不由己了。事情的结果当然没有悬念，尽管在场的群众都高声反对，说不要这样，结果瓜农还是被带到派出所去了。因为当事人不肯就范，围观群众也反对，警方出阵了两辆警车，十几个干警。

我当时想，如果换上我是警察，我定会放那瓜农一码，为什么？因为我是主人，人家是客人，我想到的是瓜农挣两个钱也不容易，这么热的天，带着妻子从常德为咱湘潭送瓜，没请他喝口水，没向他道声谢已过意不去，还为他什么难哟，走错了告诉他不就得了？

但在场的交警全没有我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人教他们用主人来为自己定位，相反是让他们定位在公仆，也就是与瓜农同等的位置上。

什么样的定位，导致什么样的水平与素质，这事就是典型的交警没有气量，缺乏自信与水平造成的。如果我们让上面那些交警脱掉警服，或让瓜农穿上警服，我相信谁也分不出哪个水平高些，风格高些，谁是执法者，谁是违规者。一个国家的干部他的水平与形象如此低下，难道这还不是一种悲哀，还不急需补偿吗？动用这么多警力扣押一个农民，在一个农民身上体现自己的权力，实在小儿科。正如在场的一位老者所言：“警察的威信不是靠这样建立起来的，如果你们现在将他松开，放他走，那才真正是人民的好警察呀！”

但他们不会放，他们永远达不到长者那种境界。因为，除开他们享受着主人的特权外，他们却不会以主人的身份来做事，或者说，他们是吃主人饭，做仆人事。可见，“公仆”的定位，让干部没有“主人”的意识，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政府机关成了耗电大户。为什么，趟开办公室的门吹空调。如果在家里，他肯定不会这样浪费电，因为他是家里的主人。同理，他们既然不把国家的事当自己的事搞，也就同样不会把老百姓的事当事了。

诚然，要求干部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好。但它不像将他们当成主人那样能激发人的自觉性与责任感。前者是一种较高的要求，一般人很难真正做到。所以也没后者来得理所当然与自然。与老百姓比，干部有权又有钱，又因学习条件好（如上班可看报、上网，还有公费进修、拿文凭），多少应比老百姓有文化，特别是目前作兴从大学生中招考公务员，所以与一般人更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再还他们个主人的好名分，我相信他们会对子民宽容点，不会那般心地狭隘地与咱老百姓一般见识，斤斤计较……这样，不啻干群干系可望得到较大改善，社会也避免了因主人缺失造成的诸多弊端。

值得说明的是，本人并非主张回到清官社会，也没贱到甘当子民的地步。但鉴于现阶段彰显出的社会急需主人与为主人正名的重要性，我们不得不把社会风气与干群关系的好转寄托在主人身上。我们不但要称他们为主人，还要大肆宣传与树立干部是主人的思想，以使主人们真正作起主来。这样，咱老百姓可望得到“父母官”们的关爱。再说，倘是管他们的干部都不叫主人，你纵使双手捧着个“主人”帽子给老百姓，咱老百姓也不好意思就真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