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传的薪火

最近，我总在思考我们的文化薪火是否已经失传了呢？如果没有那么今天我们的文化何以呈现如此苍凉的境地？我在思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健将们，做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负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又是谁使这一文化传承的血脉而隔断呢？于是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找到了答案，也找到了关于文化的晦涩和纯正文人命运的终结。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中国，当传统文化已经被那些所谓的现代意识逐渐代替的时候，国人的道德观念已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有人想到了“国学”——这一被淡忘了多年的学科，在国学里寻找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精神理念，寻找中国人的在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家园，于是国学在最近几年在舆论的炒作之下，在国人的备受关注之下成为了一门显学。在学者看来，重新认识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有助于国人重新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可是就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末，被堪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痛苦的折磨中病逝，一颗文化的明星陨落了，文化的薪火失传了，事隔多年之后，当人们在从记忆的匣子中重新取出陈寅恪的时候他的形象居然在今天的国人的心目中鲜活了起来，热了起来。人们在重新认识那个“三百年无一人，举国无双”的陈寅恪先生，到底先生具有着何样的魅力能够吸引住现代中国人那挑剔的眼光呢？先生所研究的是孤僻的学问先生所写的是深奥无比的文章，先生也绝非是当今的文化红人、影视明星，显然先生不能构成国人眼中的“红人”形象，就在陈寅恪先生“走红”今天的时候，易中天老师的《劝君免谈陈寅恪》一书让国人的近乎狂热的心冷静了下来，从一种盲目的“图腾式”的崇拜中清醒过来，真正用一种理性的方式重新理解陈寅恪，易中天认为真正能让国人肃然起敬的原因是陈寅恪先生的人格和气节。他说：“1964年5月，陈寅恪向自己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托以“后事”，并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里，陈寅恪称自己虽“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而“终无所成”，现在又“奄奄垂死，将就木矣”，但也有足以骄傲自豪者，那就是：“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何可告慰友朋”。也就是说，他陈寅恪一生之最为看重者，不但不是金钱地位，甚至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人品与气节。”是的，千百年来治学者如过江鱼鲫，留名者也多不胜举，然能配得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者能有几人？

我认为陈寅恪大师一生中治学的精要之处在于他在1920年代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投身未名湖而身亡后，先生为其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首次谈到这一思想，他说：“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先生一生所坚持的，先生治学做学问不分党派不涉政治，所以建国后当时任中科院的院长的郭沫若要他出任中古所所长一职时，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同时他说如果要做有两个条件即：“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足见先生为人治学之气节，这也许正是当今中国的学界之所以推崇先生的原因之一吧。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从不说无据之话，在北大最有名的就是先生的“四不讲”之说。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先生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先生做为一代史学大家，时常告诫自己的弟子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难怪当年的台湾大学校长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先生治学范围之广，实属罕见而且先生之学问之见解也有其独到的眼光和学识，晚年的先生穷十年之光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出了《柳如是别传》当今的学者认为这是先生“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最高境界的发挥。

先生一生尊气节重学问，在《西南联大联想》一书中，作者向我们说了这样一节故事，她说当年的陈寅恪先生在一家名为“潇湘馆”的茶楼喝茶的时候，看到里面乌烟瘴气，他愤怒的说，你们这样做林妹妹会哭的。当年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为了保存中国的知识界的精英份子，国民政府在北京沦陷的前夕将清华、北大等几所大学的师生转移到大后方的云南的时候，在路上为了赶时间别人都跟随大部队走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而独先生一人径直走着大道，先生做人如走路走的直。陈寅恪先生的这种中国文人特有的文人气质和气节来自于他的家庭，江西修水是先生的故乡，修水陈氏一门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声显赫，曾祖陈琢如，“以能医名”，有江西隐君子称，“系出江州，世所称义门陈氏者也”。（《修水县志》）祖父宝箴，字右铭，咸丰之世，“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曾国藩以海内奇士目之，赠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在湖南巡抚任上，右铭公力行新法，未三年而湖南大治。父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佐其父右铭公推行新法，卒兴湖南。“戊戌政变，一并革职。后虽复原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七七事变”后，日本军侵占北平，散原老人终日忧愤，拒不食药而死。先生父祖均以身殉国，民族大义凛然。诚如吴雨僧先生所言：“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作为修水陈氏忠义之家的后代，寅恪先生家国之悲、兴亡之感，更较时人深痛。而父祖的楷模，家学的薫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煦育，更使“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一儒士修身原则根植于他的心灵深处。在1938年所书《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生云：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

然而做为一生博学的陈寅恪先生，晚年却是及其孤寂的，这与先生坚持文人气节与坚持学问的真谛是分不开的，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在那个学问不成为学问的年月里，先生的沉默并没有让他幸免于难，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道出历史的真相：“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泰山其颓，史学大师就此远去。一生经历凄风楚雨的陈寅恪先生就这样在一个对文化人“非人道”的迫害下，被活活的折磨而死，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折磨而死的先生，这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污蔑和杀戮，如今的中国道德日益败坏，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对文化人以及文化精神的摧毁所致。

由此可见陈寅恪为何能深切地激起今人的缅怀？我们可以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找到答案。陈寅恪晚年创作《柳如是别传》，“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柳如是别传》一书中，寄寓着他的理想。肉体可以消灭，精神永远不倒。陈寅恪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挥到极致，成为一座精神的高峰。这也是先生为今人所景仰的，今天，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有多少堪称今天的大师级的人物，又有多少能与陈公相媲美，他们从根本上说已经丧失了那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理念，一切只是著书唯剩颂红妆了，任继愈这些堪称当代的国学大师们，现在只能做的是对政治的诠释，对权力的俯就而已，而对于现在的青年一代做学问已经不是所需的，如何堕落的腐烂成泥成为精神的最高境界。

痛定思痛，这是国人们当今对反思的最好解释，可是有些痛是我们可以思考而来的，有些痛我们却是永远的难以弥补，譬如那场文革浩劫，是多少真正的文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薪火泯灭了，而他们所留给后人的精神却无法得到张扬，这是我们的悲哀。“廉耻”乃立国之本，气节重于国体形式。陈先生的得意门生蒋中枢先生在对寅师一生作出这样的总结：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安舒之日少。远客异国，有断炊之虞。飘泊西南，备颠连之苦。外侮内忧，销魂铄骨。寄家香港，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在重庆，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之联语）。奇疾异遇，困顿（失明而无伴护）于天竺、英伦、纽约之际。虽晚年遭逢盛世，而失明之后，继以膑足，终则被迫害致死。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耶？先生虽有“天其废我是耶非”之慨叹，然而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先生一生，大节巍然，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有非视衣食于父母者所能喻。此诚确论也。

奥运的薪火传到了西安，无数的无知群众手摇着五星红旗在疯狂在激动，我们在激动什么呢？奥运的薪火是传到了西安，可是奥运的精神能传到我们心里吗？殊不知，在我们扛着红旗发疯似的向世界宣布我们不再弱小，不再受欺的同时，我们荡然无存的大国气度，我们浮躁的爆发富的心态已经成为世界的笑柄了，因为我们今天点燃了奥运的薪火，可是我们的哪一个中华文明的薪火的火种却让我们粗暴的在那个“红旗漫卷”的时代已经一个个的被踩在我们脚下被踩死了，一个文化史上空前的大悲哀。最让人气氛的是如今事隔多年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不仅没有反思我们道德上的缺失，反到对那场浩劫“歌功颂德”了。马宁东在他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思考》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在证明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一个没有廉耻的时代何以称得上伟大呢？他说：“这场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着反革命现代修正主义势力，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个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天大的笑话，当初那些站在峰尖浪头的知识精英们用自己的学识在启蒙着愚国的弱民们，革命成功后在领袖的一声招呼下，他们成了走资派，那些手无寸铁的文人——中国最具进步的思想力量的群体——居然成为暴民们起义杀戮的对象，我要说的马宁东是一个最无耻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在总结的这两条上告诉我们一个铁的定律：群众永远是可以被愚弄的，中共出了问题可以让农民起义对所谓的“修正份子”施以暴行，“借刀杀人”是这样吗？

文明的薪火却已荡然无存，国人的狂热只是一时的浮躁而已，陈寅恪先生终究是在“红卫兵”淫威下吓死了，他一生所恪守的精神在今天看来成为遥远的神话。我想陈先生的一生可以用江西修水县陈氏故居的对联来概括：史堪二司马，诗追屈大夫；神游五州地，魂系孔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