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谁的诗人

在上个世纪，诗人是个体面的职业，其风光程度不亚于当今的电视行业。顾城、北岛、海子、汪国真他们都红火过。顾城、北岛的朦胧诗，海子的田园诗以及汪国真的哲理小诗也曾如周杰伦的“哼哼哈嘻”一般流传开来。大众对诗人的痴迷崇拜也绝不会输给如今对娱乐天王、体育巨星的疯狂追逐。但诗歌还是孤独了，带着她独有的回车键在二十一世纪里流浪。而诗人，听起来更象个笑话。

价值取向的高度庸俗化，导致了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曾经占据思想导向位置的主流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浪潮下退至沙滩的边缘，沦为供鱼虾嬉戏的浪花泡沫。当代诗人杨黎曾无奈地说：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对此，不必哀叹，即便是在近体诗最繁盛的八、九十年代，诗歌的力量也不过尔尔，更何况诗歌被摘去了被神话的光环。主流文学的边缘化，一举带走了诗歌曾有过的辉煌。脱离了思想启蒙时代的沃野，诗歌失去了泽润大众之水，其启蒙性也随之干涸蒸发，或者说，在经历过某些特殊的时代后，诗歌已经完成了它在那些特定年代的使命。在此之后，思想启蒙的“精神外衣”已无足轻重，它转而致力于解除桎梏个人的“精神枷锁”，成为诗者个人情绪的宣泄方式，而这，正是诗歌的原始作用。诗歌从大众膜拜之的神坛走了下来，走进诗者个人心灵的圣殿，“众星拱之”的局面回归到孤独的自我。这是诗者的本来面目——做自己的诗人。

坦白地说，我喜欢诗但不喜欢诗人。王小波说过，每个人都该过诗意的生活。对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言，诗意是保证二重生命的前提。我对诗的喜欢有点莫名，大概缘于其所传递出来的精神困顿也如我对诗的喜好一般不可名状。即便是悲伤，诗人也只会告诉你悲伤的结果，而悲伤的本来面目却要窥测到诗人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读懂。这是诗的好处，它在准确地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却依然可以保证诗人在记录某件不愿意透露的事情的时候进行高度模糊，这是其它文体做不到的（朦胧诗）。诗人们总是善于通过表达最细腻的一面来营养诗的精神颜面，然而真正拷问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又常常显得粗野鄙俚。我在想，他们为何总会陷入这样的精神困境：用两种甚至可能完全相悖的衡量标准来评判世界。面对他人时，他们表现得像个诲人不倦的大师；然而审视自己的时候，他们却时常陷入恐慌，走向极端。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光明还没找到，他却用黑色的斧子砍死妻子后自缢而死。海子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他最终还是舍下了房子、大海以及春暖花开，选择了卧轨自杀……对他们而言，诗与生命是对等的。他们在死中否定了生命以及“庸俗”的物资生活，通过死完成理想中美与神圣的精神胜利。海子在这样的矛盾中涅槃重生，完成了诗的祭礼。朱大可在《先知之门》中说：“（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为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如果说死是诗人最好的归宿，那么自杀则是诗人最隆重的生命仪式。来看看那些自杀者的名单：

1925年，俄国诗人叶赛宁投缳而死；

1930年，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

1938年，意大利诗人安东尼亚？波齐自杀；

1963年，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在历经四次艰难的自杀后，终于如愿以偿；

1965年，南非诗人英格立德？乔科自杀；

1968年，中国诗人远千里割脉而死；

1989年，海子卧轨；

1990年，方向服毒；

1991年，戈麦投水；

1994年，顾城砍妻自缢；

……

真的不想再列下去了，如果扩大到文人的范畴，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难道诗人真的要以死来表明对诗歌的坦诚么？或者说，是诗人已经跟不上诗的节奏，是肉体桎梏着灵魂的飞升么？还是诗人已经走进了熊熊烈火中“光荣的荆棘路”？

脆弱的柔性母体在感性与理性中交困挣扎，母性的灵敏触角孕育着飞天的刹那精彩。

诗歌在跌跌撞撞中还是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然而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这对民族精魂的“触角”了，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坚守他们仅有的信仰了，民族精魂的“触角”已触不到潜藏黑暗深处的精灵。当诗歌已经回归，辉煌已经无可挽回，苏非舒的裸体诗诵像只猴子为取乐游人而上蹿下跳。他那“深情”的一脱，唤不回去意已定的大众，他那臃肿的身材，与那华美的诗歌多少有些不相称，当昏暗的灯光顿时黑了下来，一切苍白……

诗人呢，诗人去了哪里？轰轰烈烈的商业化浪潮中，诗人的背影显得尴尬无比，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房地产文案，那些让人脸红的下半身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