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直”与“气壮”

理直气壮是对自己正当利益的维护，这个利益包括抽象的利益，比如对正确观念的维护，也包括对正义感的维护；理直气壮也是对不应有的麻烦的拒绝。理直气壮是好人对坏人的斗争。理直气壮是合乎道德的行为。

今天临下班时我才发现，EXK已经成了老和尚！他当时已经下班走了。他在我的两个箱子里又多放了他的好几件东西：什么水杯，手套、书；原来就放着大衣、棉垫子等等。——这已经影响了我的使用！一般人的箱子都是东西放得满满的，只有我嫌东西多麻烦，历来都是很有限地放几件必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才给了他这样的“老和尚”可趁之机。但这两个箱子是车间配给我的；至于他的东西往哪放，那不是我的事，他在另外一个岗点肯定有箱子。他是“老和尚，不能让，一让就上了炕！”刚开始我就不该让，那时他借口这儿他没箱子，什么这箱子是“车间配备的、公家的”；我鉴于他对我的使用影响不是太厉害，没有跟他较真。

现在我要坚决地告诉他：这是车间配给我用的，我不让他用！不过，以他一贯的无赖做法，他肯定会无理狡三分；而我又不会吵架，如果跟他讲什么道理，说不定会因此而吵架甚至打架。不，我不跟他多讲什么道理，我再去了就先把他的东西都拿出来！

第三天再上白班时，我把他的东西都拿出来，放到他的桌子上；等他到时，他那么大人了，自然会明白我的意思。他来后，确实没说什么。我又怕他趁我不注意，再把他的东西放回我的箱子来，于是我把箱子锁好，把钥匙装好——这也是起作用的。他下班走后，老K对我说，EXK低声问他来，某某把箱子锁了，是不让放东西了？老K说你好好跟人家商量商量；看来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了。我说：坚决不让他放了！

什么搞好团结（领导常说的话），什么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我不怕人说我自私自利。我要的是划清彼此利益的界限，不管这个利益是多么地抽象，多么地宽泛，多么地小。我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在“搞好团结”的名义下侵犯我的利益？我没给别人带来麻烦，为什么别人就可以麻烦我？理由除了“搞好团结”似乎还有一个：因为就我的身上没有麻烦或麻烦少，其他的人身上都有麻烦或麻烦多！——原来这世界是个互相麻烦的世界，却说什么充满“爱”的世界！

这是真正的“理直气壮”。“理直”而能“气壮”的原因是制度的规定，即社会规则——箱子的使用权明文规定是属于我的。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想沾便宜？想破坏规则而获得利益？这种人才是真正的自私自利，因为他们放纵自己恶的本性，他们是坏人，他们故意地麻烦别人；我是好人，我拒绝坏人的麻烦。

然而“理直”就能“气壮”的事并不多，好多事因各种原因“理直”而不能“气壮”；还有的事，却是如果“理直”，就“气壮”，则可能会带来隐患。

西发这个岗点有些“服务窗口”的意味，要接触一些老百姓，一些外单位的人；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季，常有一些铁路上外单位的人来乘凉和取暖；有时候也会有些外包工来干活。个别的外包工在休息的时候会坐在我的椅子上，我干活需要坐下来时，他们并不懂让开；个别的火车司机也会这样。而西发只有这一把椅子，我不好意思请他们让开，虽然他们妨碍了我的工作，影响了我的休息。

有一次值班主任RCZ来发钱，大概是安全奖之类的。当时有两个不认识、可能是铁路上外单位的人在西发取暖等车。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还是××车站沾，动不动就能发钱。”等他们走后，RCZ厌恶地说：“这是两个什么人！讨厌麻爬的！以后不要让这种人进来！”我默默无以应。

有一次站长来西发接局长，当时西发屋里有几个工务的在取暖。我见站长已下了汽车，车间主任、书记都迎了上去，连忙对他们说：“你们先出去吧。站长来接局长，人家要是看见你们在，会说我的。”话音才落，站长就推门进来了。等那几个工务的出去后，站长对我说：“西发是行车重地，你怎么让随便什么人都进来呢！”我支支吾吾，应答不上来。

在这几件事当中，我无疑是好人，但惹来了一定的麻烦；外单位的、外包工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无意中给别人留下了麻烦。

我细思这几件事，觉得我的确有错。错误就在于我受了一个观念的影响：人与人是平等的。我只是笼统地、抽象地、概念化地接受了这个观念，而没有具体地分析这个观念。

平等是个相对的思想观念，而不是绝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平等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任何人之间在任何事上都是平等的。平等有它特定的应用范畴。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谓人格是相对“神”与“物”来说的），但社会地位不会平等；在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方面更不可能平等。平等更不意味着可以放弃自己的职责纵容别人。

权力与职责并不只存在于领导干部身上，普通员工在具体事务上也会有权力，更有其岗位所赋于的职责。领导干部习惯于行使权力，而普通员工并不习惯行使权力，只习惯服从。所以“平等”待人与“纵容”别人的混淆更多地发生在普通员工身上。在对待一些人时，该管理就得管理，该讲原则就得讲原则；否则，只能是懦弱或糊涂或教条。“老和尚不能让，一让就上了炕”，在这儿更适用。

但如果完全按照领导说的办，却也是有隐患的“理直气壮”，也会给自己惹来无形的麻烦，即所谓“得罪人”，“挨半头砖”。另一方面，那些人，也应当“让”一“让”，他们必竟有他们的苦处与难处；都是工人，能照顾的就适当照顾照顾。所以上面的两件事应当这么看：是我没眼色，应当是平常让让，官来了就不要让了——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

这是有隐患的“理直气壮”之一，隐患是得罪不具体的人。

那是由于另一个人的原因，领导以为是我的失误，要扣我的钱；这个人不愿向领导承认他的失误，只表示愿意补偿扣我的钱。我不愿意，坚持要领导查明真正的原因，这个人心里就很不高兴。再与他碰班时，他说道岔过不来了，叫我去看道岔。我刚过去，又说过来了，你回来吧。我也没见电务工务的过去，很可能是他故意让我白跑一趟。下班时我与他同时下了通勤汽车后，他也不理我，自己径直往前走了。好象我“得罪”他了。

一次下班后还搞了什么“四查”。在回来的汽车上，TOY说：ZXH叫吃饭了昂（我模拟声音的语气词）。我摇了摇头，表示不愿去。座后一个本没有关系的人说：这人！叫白吃饭还不去！我没搭理他。我不怕“得罪”ZXH，虽然他是班组长。我累了，下夜班就想睡觉；我不管他累不累，不管他是好意还是“坏意”。

从头一件事以后，我就再不怕这些莫名其妙“得罪”人的事。我要“理直气壮”，我要把这些复杂的事进行简单地拒绝，有理由我也不想说理由。到底是谁“得罪”谁，我还很不服气呢！电视剧《家有儿女》里小雪说：我有权利拒绝！“你们是不是习惯了讨好别人？”

在这两件事当中，我是好人还是坏人？被我“得罪”的人又是好人还是坏人？头一件事分明，对方想把麻烦推给我；第二件事就不那么分明了，似乎对方的好意我没有领情，实质上他照样把麻烦推给了我。

但这也是有隐患的“理直气壮”之二，这隐患就是“得罪”具体的人。

“理直气壮”而得罪人，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方法不够委婉；但为了委婉而费尽心机，是不是“累”呢？是不是也是一种“麻烦”呢？

山西的煤多，山西的火车站的煤也多。于是附近的老百姓偷煤，成群结队的。列检也偷偷地偷煤。他们的温饱并不成问题，为什么还要偷？趋利思想。当在道德与利益之间二选一时，他们选择利益，丢弃道德。这就是普通人的道德水平。但这绝不是合理的道德。合理的道德虽然是大多数人能够实行的，却是合乎人的理性的。这个“理性”，不是放纵人的恶的本性，而是在生存或生命与道德之间进行选择时，摒弃道德；在道德与利益之间二选一时，选择道德。这样温饱或生计并不成问题而偷的人，无疑是坏人。人们常说，中国人最恨“偷”与“奸”，看来并非如此——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是因为生计或温饱问题也偷？

我看见这些现象，也并不打电话报警；只是在他们把偷的煤放于轨道附近影响安全时我才让他们拿开。说明我并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勇士。嫉恶如仇的勇士难做：不但没有好处，时间一长，极易招致报复。

我是个不肯同流合污的、独善其身的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好人，好人为什么不与坏人坚决斗争？

这是“理直”而不能“气壮”的情况之一，因为“理直气壮”就要给自己惹来不应有的麻烦，就要招致报复，而非前面所说的“隐患”。

某天，父亲在租房一事上又一次让步，母亲解释说是怕得罪潜在的地痦流氓（即是说，自己不让步怕对方采取一些用砖头砸窗户、支使人偷抢一类的流氓犯罪手段）。这是一种善良的、老实的老百姓所怀有的对社会的恐惧。这是糊涂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危害是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正当的行为不能惧怕邪恶者的打击或报复，虽然应当作一些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与现实准备。

母亲的话还有一层意思：应当体谅穷人的难处，不能做得太绝了——她没有说出来的词是俗语“不能做得太低”。我却以为这样的仁慈之心只能施给那些诚实的人；对于狡猾的人不能施以仁慈之心，而必须严防死守利益，如果可能，要远而避之。

我以为，父亲的内心本不想让步，但因无能为力的不得已，而窝囊地让步；这样的、真实的心理活动是无法说出口的。体谅穷人、怕流氓手段，这都容易说出口；为对方的借口、可怜相所迷惑，对对方的花招无计可施，耐不住对方的死磨硬缠，忍受不了三番五次的跑路、不便——这些显得自己在办法上无能、在意志上软弱窝囊的情况，谁能说出口！

在这件事上，狡猾的人无疑是坏人，然而好人拿坏人没有办法。

这是“理直”而不能“气壮”的情况之二，是因为自己性格的原因而不能拒绝不应有的麻烦。

旅游并非购物。我讨厌旅游时买东西，尤其是大量的东西。理由如下：现在的商品交流发达，很多东西在你居住的城市就能买到，不必非要到旅游地去买，真正稀有罕见的东西并不多。其次，在旅游地买东西，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很容易挨宰上当，甚至被敲诈勒索。有些人在旅游地买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会做人：回来后送给亲朋好友，上级同事。这种通过讨好别人而“做”的“人”，不做也罢。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欲免俗也真难！

在集体去海南旅游返程时，看着别人大包小包，累得哼哧哼哧，我不由得感觉自己不同流俗，高人一等。忽然，值班主任过来对我说：“小×，你没有拿的东西，×××的东西太多，自己拿不了，你帮他拿拿吧。”值班主任是官，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好给人家拿。开始我要知道这样，就是空包我也填点什么东西多拿几个。本图方便却图来了不方便，图来了麻烦！

这是“理直”而不能“气壮”情况之三，因为有行政上的压力而不能拒绝不应有的麻烦。

这件事情还带有寓言性质：在集体生活中“免俗”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实行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个性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是做不到的。

晚上的通勤汽车规定是走××街的。我在×班时，一个班中只有我一个在××街下车。IXF提议汽车走××厂，他家在××厂的住宅小区。我不同意。他说：这么多人就你一个在××街下车，为什么不“少数服从多数”？反正最后还是要把你送到××街的。

晚上的通勤汽车以前是在车站大门口20：30发车，后改为信号楼底下，人到齐就开。我的岗位在西发，离信号楼底下最远，所以我常常是最后一个上汽车。DIK在×矿住，以前20：30发车时，刚刚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有时候就赶不上了。现在改到信号楼底下发车，远比20：30提前；但他还想更提前，所以老嫌我慢。他不直接说他的目的，总是说“这么多人就等你一个”。

上中专一次考试时，几个同学串通偷看，我说：“我既不让别人偷看我的，我也不偷看别人的！”。一个戴眼镜的同学直视着我：“你咋这么自私？”在他们看来，我不违反考试规则与他们串通偷看就是妨害了他们的利益。

这几件事说明，与多数人不一样不行，即使你是正确的。

我的确是与他们不一样：我注重规则与规定，他们注重利益。

是“少数服从多数”或者“与大多数保持一致”重要还是“遵守规则或规定”重要？“遵守规则或规定”似乎是法律的原则，不是道德的原则；但道德肯定是尽可能不违法的，否则道德不可能实行。所以“遵守规则”也应是道德的原则，所以不“遵守规则”的道德是卑鄙的道德，不是合理的道德，更非高尚的道德。

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争夺是普遍的，普遍到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一个所谓“和谐”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利益的争夺而人人都“温良恭俭让”；所谓的“和谐”是在争夺利益时对规则或规定的遵守，所谓的“不和谐”是对规则或规定的违反。规则或规定可以修改，但在修改以前必须遵守。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不管是公利还是私利，遵守规则才应当是准则——既是法律的准则，也是道德的准则。

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应当是“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执行却不应当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应当是“一律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利益平衡，否则“少数”凭什么被蔑视？“少数”一旦被蔑视，就是“不和谐”的种子。

那些人不问事理，只要“不顾别人只顾自己”就是“自私”。所以他们说我“自私”。真正自私的人是那些破坏规则而牟取私利的人，是“戴眼镜的”那些人，这些人也是坏人。我是好人，却得不到理解与赞同。

从初中起我就被人看作“怪人”，除了沉默寡言，恐怕就是我这“不普通”，“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可是我改不了，稍有要改的念头我的心里就非常地不舒服——我不愿委屈自己而讨好别人（这是不是不屈精神的心理源头？）。

我只是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实行自己不涉及他人的一些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与人不同；所以我更不愿受他人之累而违反自己的这些观点。于是从小到大，我被人称为“古怪”。这也是一种无奈：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红楼梦》说妙玉“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信矣哉！

这就是“理直气壮”给自己惹来了内心的不平，但我拒绝不应有的麻烦。

这是“理直气壮”而招致的观念冲突，因为社会观念的原因，因为“多数”的压力。这是“理直”而不能“气壮”的情况之四。

我所归纳的，都是特别小的，甚至是抽象的、无形的、看不见的利益的界限，是麻烦由谁承担。法律不会管这些利益或麻烦，道德呢？照现有的、宣传提倡的道德来看，我无疑是小肚鸡肠的，不够宽容的，我不是待人热情的人；我没有“舍己为人”的精神，我没有“仁者爱人”，我有的只是斤斤计较的利益或麻烦界限。可我是好人，我不会为了牟取利益而模糊道德的界限，把麻烦推给别人；也不会在没有生计、温饱问题的情况下而偷窃或作弊。所以这样的道德对我不公正。这样的道德实质上是约束好人，放纵坏人；虽然这样的坏人只是放纵自己恶的本性，至多是小偷小摸，并不是真正的恶人。这样的道德造成的是好人受累，坏人沾光。公正的道德应当是对好人坏人都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