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用匪其人与“知用信”

“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是明史对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评价，这一评价大概崇祯皇帝九泉之下是可以瞑目的了，但他临死时还认为“群臣误国，非君之过”，就有些悲哀了。考察其亡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用匪其人”。第一，有贤不知。崇祯不知道如何发现人才，他荒诞地“枚卜”取士，“贮名金甑，焚香肃拜，以次探之”，结果在位十七年，使用的大臣有两人入《奸人传》。第二，知贤不用。在崇祯执政的十七年里，国家并非没有贤人，如孙承宗、文震孟、卢象昇、袁宗焕等人各有所长，可堪重用。但崇祯总是以他们与东林党有染而贬斥他。同时，他忽视文官，他曾在文案上书“文官皆可杀”对文官设防，却重用宦官监军参政。第三，委贤不信。崇祯用人多疑，他在位17年，先后使用辅政大臣50余人，易兵部尚书14人，易刑部尚书17人，更换之频，亘古未有。大将袁宗焕战功赫然，也因为其多疑，惨遭杀戮。

为此，不由想起《南齐书》一段相当精辟的的论断：“有贤而不知，知贤而不用，用贤而不委，委贤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病也”。崇祯皇帝四者皆犯，亡国早在情理之中。那么，作为如何用人呢？本人窃以为要做好知、用、信。

一是在知人上要“五湖四海”。水源于山，才源于民。要不论地域和行业，不论年龄资历，不论亲疏程度，把人才都纳入“识”的视野，坚决破除选人范围的局限。坚持以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以高的水平选水平高的人。

二是在用人上要“三适而用”。要适才而用。善于运用干部能级原理，根据人才能力大小，把其放在最能发挥其作用的岗位上，避免出现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的现象；要适时而用。古人云：“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要在人才学识、才能的活跃期使用，最大程度发挥干部的潜能，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要适长而用。“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用人也一样，必须避短扬长，用人所长，让人发挥专长，实现突破。

三是在信人上要“一心一意”。用人之道，贵在信用。对于有能力的人才，要大胆放到适合的岗位上，明确其责权利，让其放胆放手地开展工作。对于他们要全心全意地加以珍惜和爱护，更多地为其履职创造条件，更少地加以干涉。同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要敢容人之过，能揽人之过，真正使他们为事业“鞠躬尽瘁”。（该文章写于2005年9月23日，2007年10月25日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