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

温州鹿城区将有前科的人记录在当地公安系统“高危人员”名单中。今年四月份起，名单上的人，或被劝离，或被驱赶出了鹿城区，而经过抗争留下的人，则生活在警方的阴影之下。有前科就意味着像小说《红字》中女主人公一样永远佩带上象征耻辱的红字“A”。

－－《成都商报》

这样的规定是针对外来人口的。曾因为经济纠纷被羁押过的陈捷文接到这样的通知：“犯过案的人不让在这边住。”最后经过交涉后将他作为“可疑人员”进行登记，交了照片，报了身份证号码，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才得以在原来租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32岁的杨勇靠在夜市摆摊为生，曾与顾客因价钱问题打过一架，也被警方要求搬离。后来还是房东为其担保才得以继续租住。

在温州公安系统的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一句话：“通过房东，业主劝离驱赶，驱赶要注意“工作艺术”。”不知是哪位胸中大有丘壑的先生拟出来的这样一份文件，让人不得不佩服其心思之细腻！艺术是什么？我从未深思过，但大抵是一种高尚的东西。当驱逐被冠以了“艺术”，让人不由想起了在街头裸奔的人，而冠之以“行为艺术”。不知这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对艺术的亵渎！

资料显示，鹿城区的违法犯罪活动当中，外来人口占了80％。咋看这样的一个数据，觉得好像外来人口的不安定因素的确是相当大的一个原因。可是要知道，鹿城区外来人口的总量就比当地人口多了近十万。加上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得出这样的一个数据是很正常的。外来人口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温州确实是个富裕的地方，可是如果没有外来的投资，外来的人员的贡献，它能有今天的样子吗？

对于外来的有过前科的人员进行驱离，那么对于本地人呢？对于本地有过前科的人呢？是否也要进行驱离呢？那又为什么不对本地的有过前科的人进行驱离呢？同样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又为什么呢！是否有顾虑？又在顾虑什么呢？是否立这样一个“本地法规”的本意就是维持“本地”治安的稳定呢？本地人违了法，那是本地人的事。而外来的人员违了法，则另当别论了。是否因为“本地人”的人际关系广，根深蒂固，若对本地人进行驱离，那是不切实际的呢？这些有前科的本地人当中，有没有这些“立法者”的亲人或是朋友呢？

人的一生能不犯错吗？有几个人敢拍着自己的胸口，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这辈子没做过错事，没干过“坏事”！法律只是一道准绳，够得上这道准绳的才称得上违法犯罪，那么够不上的呢？那些够不上的就能逃脱我们良心的准绳吗？够不上的叫犯错，从本质上来将，犯错和违法性质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大小之分。拾金而昧算不算犯罪，见死不救叫不叫违法？都不算。可道德告诉我们，这样是不对的，这也是坏事吧？

法律存在的意义是维护社会的和谐。监狱也不是为了囚禁而存在，它既代表着惩罚，更是为了让人悔改。人都希望自己好好的生活，谁也不愿意轻易去触碰法律这道准绳。那些曾经违过法犯过罪的人谁敢说他们都是坏人？他们也许是一时的糊涂；也许是为了生活所迫；有的是经不起诱惑；有的对于法律根本一无所知。这些人当中又有多少人悔不当初！真正大奸大恶不知悔改者毕竟是少之又少。能够好好的生活，谁不愿好好的生活？

在温州的某一阶层的人中，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一世无过，清正廉洁，仰不愧对青天，俯不负于人民？驱赶有犯罪前科的人，温州如此，毕竟那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倘若将这条“地方法规”放诸于全中国，全世界呢？那是不是需要把那些曾违过法，犯过罪的人统统集中于某个岛上流放掉呢？或者全部拉出来枪毙了！这样社会就安定了，天下就太平了！以后也就再也不会有违法犯罪的事发生了！

“知错能该，善莫大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连七八岁的小孩也懂得的道理不知道某些人是否能够理解？

而我心中仍有一个疑问：到底是谁给了某些人这样的权利？又是哪些人立了这样一个荒缪好笑的“地方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