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录像就敢说真话？

《杂文报》第1478期头版头条所登《人大代表不录像才敢说真话？》，作者就武汉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市委书记陈训秋与三十多名人大代表座谈时要求大家说真话，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因为“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的新闻提出质疑，对人大代表要不录像才敢说真话表示担忧，说是“人大代表只有在不录像的情况下才敢说真话，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

然依笔者低见，作者之忧实属多余。不是这种情况不要忧，而是现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没有的事你也去忧，岂不是白忧了？如果人大代表当真仅仅是只要不录像就敢讲真话，那非但不是悲哀，简直是民族之大幸矣！

众所周知，中国人不讲真话可谓源远流长。几千年历史，听得进真话的皇帝似乎只有唐太宗一人；敢于讲真话的，大抵也就魏征一个。舍此之外，哪朝哪代不是报喜不报忧？不是阿谀奉承者上，直言相陈者亡？可谓“弯如钩，封公侯；直如弦，死道边”。而就我们现代来说，大跃进、反右、文革假话遗风至今远未肃清，浮夸风、虚假风、“数字政迹”比比皆是……先前不用说，因为电视尚未问世，便是现在的虚假、浮夸、数字政迹之类“假”，恐怕也是早已关起门来做好，与电视录像之类无什么干系的。

而《人》文，全文围绕不录像才敢说真话进行议论，表示担忧，这就给人们一个假像。其一，似乎不讲真话都是记者惹的祸，而录像就是造成不敢讲真话的症结所在；其二，好像整说真话的不是领导，不是“组织上”，而是电视台。所以，人们一见电视录像就不敢说真话了。这就未免偷换了概念。我们不否定，确实有些人面对镜头不敢讲真话，但这些人不对镜头大概也不会讲真话的。因为他既然害怕镜头会暴露他，他就自然懂得，不上镜头同样暴露，反右时那些因讲真话而挨整的，又有谁是面对了镜头的？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镜头还起一个舆论监督的保护作用。原因很简单，因在镜头前讲真话而挨整是公开的，反之，则是相对隐蔽的。整讲真话的人自然会要权衡一下的。众所周知，现实中，老百姓告腐败，如果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哪怕是市级电视台），举报者便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倘若惊动了《焦点访谈》，那这个人便是省委书记都拿他没办法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问题甚至恰恰相反，越隐蔽，人们越不敢说真话。再说，人大会并非全过程录像，那些真正讲“真话”的会议是包括《人》文作者在内的我等永远也无缘见到的。电视上赏给我们的那几句“真话”，便是不听又何憾之有？

而且，这个问题我们也完全用不着在这里过多的绕舌。如果问题真是如此，不录像我们就会讲真话，那就干脆不要这个劳什子录像不就得了？遗憾的是，休说是人大，就是单位开个会，我们也远没有到能说真话的时候。其实，电视录像主要是上面为了宣传自己，老百姓并不感什么兴趣。人大说没说真话，老百姓其实也不在乎电视这个形式。说老百姓看了电视就如何如何受到鼓舞，那是政治宣传的需要，或者说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我们希望通过宣传达到这么一种效果，如此而已，当不得真的。如果真把它当作一个结论来下，不是幼稚就还是未脱离过去那种形式主义、简单因果关系的政治运动的老套路。电视镜头，真真假假、剪剪辑辑，一个个煞有介事，老百姓见得多了，还真难分出个真伪。就算确系真话，到头来不落实，不去做，还不也是白搭？倘若电视不吹不擂，人大会上却又个个较真、条条兑现，这才真是老百姓的福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