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国情

中国人在办事办不下去了，或不愿办什么事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话看似有道理，让我们觉得我们的领导人办事考虑周到，很实在的。那么中国究竟有什么国情呢？我想就实质性而言，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二是人民群众的素质。至于人多、地广、贫穷之类，我想都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社会制度”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既然选择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完善的制度，连资本主义都能做到的事，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反而不能做到？所以社会制度不该是作为托词的“国情”。那就是人民群众的素质了。也就是说，某种改革，某种先进思想，做法的引入，从国情考虑，可能素质低下的老百姓会不能理解，不答应，乃至使一件好事泡汤……

如果真是这样，我倒觉得中国的老百姓还不错，不理解就不理解，不理解就不执行，就让你泡汤，于情于理，于胆于识，都堪称有个性，无可指责。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服从官府早就到了盲从的地步，他们的唯命是从是根本不需要讲道理的。什么事情，只要官方决定就行。

远的，我们就不说了，引经据典麻烦，也不及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可靠，就说这几十年吧：五七年，要中国人提意见，中国人就提意见。将你打成右派，就戴上右派帽子。将你摘掉帽子就摘掉帽子。文化革命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国家主席，也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内奸”、“工贼”、“叛徒”、“特务”，说打倒就打倒了。说平反就平反了。中国人似乎都没有意见。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全中国的人就祝他身体健康。说林彪摔死摔得好，大家就又都说摔得好。等等等等，这类今天是真理，明天成谬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变故举不胜举。这些尚属国家大事，也许中国的老百姓因搞不清就只好听人摆布吧，那么我们也不谈这些。问题是在一些毫无道理可言的小事上，中国人也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中国是有过连鸡都不准喂的时候，那时候，鸡就几乎成了国家珍稀保护动物。作田种地、饲养六畜乃自有人类便有的工作，喊不准搞，中国人就不搞。说可以搞了，中国人又使劲搞。元宵日的灯，端午节划船，也是中国几千年的习俗，按理就顺其自然让它搞下去得了，可是我们偏偏有些规定，今年要大搞，中国人就大搞，明年又不搞，于是就没一个人搞。中国人自从把他们亲自发明的火药用来造鞭炮后，便乐此不疲，逢年过节、生日喜庆就放鞭炮。可最近几年政府下令禁放，于是大伙就不放了。大年三十夜里清清静静也没见谁不习惯。可今年春节，政府突然又下令可以放了，于是大伙又大放特放，从半晚一直放到天亮……

写到这里，我眼睛都湿了。如此顺民，如果我们还把什么难办的事情以国情为借口怪在他们身上，真是天大的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