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衣说食

衣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把衣食住行的“衣”放在最前边，是很有道理的。每天清晨，我们都是先穿衣，后吃饭，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衣和食又是不可分开的，缺衣少食和丰衣足食，往往是孪生姊妹，要好都好，要孬皆孬。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里很多人的情况是，衣难遮体，食难果腹。既是许多工薪阶层的人，穿补巴衣裤也是常事。哥哥姐姐们的衣裤留给弟弟妹妹们穿，也是常事。

当年我外婆经常搜寻一些破旧衣裤、鞋袜，洗干净，缝补好，拿到附近农村人家去换蔬菜和水果。她因此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以至于她老人家去世30年后，仍有她当年以这种方式所交的农民朋友和我们来往。

1969年，我因要代表学校到县上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母亲特意给我赶做了一身黄衣裤，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穿新衣服，这时候我已经12岁了。当时穿上新衣服并不兴奋，反觉得很不自在，很不习惯。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这之前，我每买了新衣服，都是让朋友先穿，穿得新气没了我再穿，甚至用新衣服去换旧衣服穿。这大概是一种病态心理，这种“恐新症”，是那个时代在我心灵中的烙印。直到现在，我虽然不拒绝穿新衣服了，但还是态度漠然。

衡量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生活水平，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最直接的办法是看女人身上的穿着。女人天生爱美，对衣饰有本能的渴求，有独特的爱好和审美。生活是否富足，精神是否愉快，首先体现在女人的穿着打扮上。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装。从大处看，女人的穿着打扮，从整体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和一方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从小里说，以男人为主要劳力的农村，妇女的穿着打扮还表明了他的丈夫的成功与失败。

以衣帽取人，是很势利的；但衣帽穿着所反映的深层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男士的中山服，女士的便服，是穿着的主调，虽非清一色，却也很单调。文革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全民身上皆着黄，黄色的军便服几成清一色。80年代以后，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曾一度被作为异类，称为奇装异服而遭到非议。如今，已经没人对衣着说三道四了，突出了个人的好恶取舍。

衣服穿着深深地打着时代的烙印，反映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背景，真叫人一言难尽！曾几何时，把穿着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注重穿着打扮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浓厚，而穿着破破烂烂却是无产阶级的本色。这已经超出了以衣帽取人的势利观念了，对人的衣着打扮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已经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时代。人性化、个性化的穿着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时尚，政治的宽松，经济的繁荣，思想的解放，又一次反映在人们的穿着上，时代毕竟进步了。——这无疑是人民的幸事。

食

民以食为天。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插队的时候，一位农民因为盗窃了我们知青点的一袋仅有20公斤的面粉，就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那时侯，党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除了抓政治运动，主要的精力就是抓农业、抓粮食生产了。全国学习大寨经验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粮食亩产400斤叫“上纲要”，亩产500斤叫“跨黄河”，亩产500斤以上叫“过长江”。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所有媒体上都高喊“以粮为纲”，可见粮食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中国的国情往往是，全社会高喊什么，什么就最紧缺、最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初期，粮食是最紧缺、最需要的生活物资，在国计民生中占到了第一而又第一的位置。

我在8岁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全家也是城市户口，情况竟是如此，农民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我在1990年以后，也就是具有了16年工龄以后，才吃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白面（这之前的白面是连麸面）。现在和那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971年，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到农村去参观学习，生产队拿出粮食让农家给我们做饭，由于我和另几个同学离吃饭的农家较远，到了那家吃的是黑面擀的长面条，香得无法形容。可先吃的同学说，他们吃的是白面擀的。我就想，黑面擀的都这么香，白面擀的那又该是多香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了我30多年，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1972年，我在县城一中读高一。有个星期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给大灶拣柴火，报酬是在大灶吃一顿免费餐，且不论数量。我们到距学校20多华里的山上，每人拣了力所能及的重量的柴火，并将柴火上缴以后，便发疯似地扑向大灶。平时每顿饭的定量是4两，我竟然吃了1斤2两酸菜面条。当我们就要离开大灶的时候，有同学说，管灶的和大师傅们吃的不是酸菜面条，而是油渣面条。我们不干，提出也要吃油渣面条。管灶的为了收拾我们这些调皮的，竟然说，谁再能吃8两以上就给谁。我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应了。结果，我整整吃了2斤面条，不得不直着身子在操场上连续走动了大半夜，才缓解了胃部胀满的痛苦。我很庆幸没有被撑死！

1974年，我已经插队了。凌晨3点钟就被生产队长叫醒，到山上去种洋芋。20多里羊肠山路，天亮到达时，已是饥肠辘辘。队长宣布先吃早饭再上工，要煮洋芋吃，让每人报伙。我们见农民都报5斤，就也报5斤。现在，5斤洋芋让我吃5天，也不一定能吃完。可那时侯一顿就吃个精光，而且只管两个小时就又饿了。

1976年，我到100多公里的山区农村去看望一位农民朋友，他母亲端着碗，走了大半个村子，才借来半碗荞面。以至于我在吃用这半碗荞面和着酸菜做的饭时，心情难过得不能下咽。第二天，我下山去，在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花2元1角钱和7斤粮票，买了7斤挂面送给农民朋友。他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接住挂面之后，老泪横流，说：“娃，我都70多岁了，别说吃挂面，就是连见都没见过啊！”

我们终于走出了那个时代！

小康社会离我们还有多远？小康之后就是大同。而当小康社会还离我们很远的现在，就有人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小康之后的大同了。实现小康社会，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梦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在为之奋斗。还是只说小康，不说大同的好。小康的曙光已经在现，大同遥远而又遥远，那是终极目标，还是留给后人去想去做去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