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陈伯达

历史的硝烟散尽，残留些厮杀的味道在空气中。而时过景迁，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应该做一些客观的评价。——题记

近来读了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所著的《陈伯达传》，读后总觉感慨良多，在此略记点滴，以作交流。

（一）

纵观陈伯达早年的履历，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年的陈伯达才华横溢，思想激进爱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比如在陈伯达未接触中共之前，为时任师长的张贞的秘书。“何应钦在福州创办了军事干部学校，兼任校长。经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该校的政治教官，少校军衔。这时的陈伯达二十三岁，月薪白洋一百六十元”“倘若陈伯达一直跟随张贞左右，则会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步步高升”

而此时陈伯达认识了中共党员陈少微，并被引见与王菏波会面。须知此时“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已在密谋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下手，陈伯达的一举一动，引起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关注”！也就是说，年轻的陈伯达在当时看来前程似锦之时，却将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答应王菏波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的，幸亏张贞与陈伯达“私谊颇厚”，派人护送其逃离，并赠送路费一千大洋。至此，至少不能说陈伯达入党是为了投机。

随便说一下，陈伯达此举，若抛却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当时除毁了似乎锦绣的前途外，还对不住一直对他提携相帮的张贞，并最终给后者带来祸害。张贞之所以冒着违抗南京秘电这样做，并在后来陈伯达北平被捕后大力营救，除了与陈伯达私交甚笃之外，还得具备两个条件：一，张贞人格尚可；二，张贞惜才。

（二）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南昌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派陈伯达前往赣东去策反张贞，与之同行的有福建籍的共产党员陈文总。“一路上不断传来捕杀共产党人的消息”，之后陈文总便在半途上“拿走一笔经费不知去向”。相形之下陈伯达直到到达张贞的驻防地区，一个老熟人告诉他“张贞已撕下当年‘国民党左翼人士’的假面具，倒向蒋汪，身边多是右翼分子”，才“审时度势”，逃离虎穴。此事上陈伯达既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又有少见的机敏，灵活的在白色恐怖之中进行斗争。也许正因为此事的表现，组织上送青年党员赴苏联学习培养时，才选中了陈伯达。

至于叶先生在文中提到“陈文总的逃离，使陈伯达也曾想半路折回”，“陈伯达也有些胆怯”，我想大概是处于政治大气候才这样写的吧。因为文中并未引用陈伯达本人或他人的证言来加以佐证，也许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该书1989年初稿，1990年定稿，1993年十一月第一版。

（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陈伯达成了“托派分子”。

对于托洛茨基，叶先生这样写道：口若悬河，能熟练的操英法德俄四种语言。演讲时富有鼓动性，在苏联广有影响，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列宁在其政治遗嘱《致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同为“当前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领袖”。列宁还有一段话：“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列宁有先见之明，斯大林把另一位杰出领袖迫害了。号称“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被逐出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撤消党中央委员职务，直到被开除出党，流亡土尔其。而托洛茨基的思想至今还是被人们不休地争论着。其对错姑且不说，但领袖竟然失去了为自己的观点争辩的权利，还有一大批人为此事把命都搭上了，恐怕是包括列宁在内的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俄共党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很快，苏联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波及到了中山大学。当时的陈伯达却没有随波逐流。在许多学生被流放的背景下，陈伯达接近托派学生，积极参与托派的讨论活动。他不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把犯思想错误的学生随便逮捕呢？”陈伯达斥之为“恐怖政策”，称斯大林是独裁专制。此时的陈伯达尚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勇敢地将其付诸实践。

还值得一提的是，曾有本书名叫《风雨敲书窗》，谈到托洛茨基是犹太人，斯大林曾利用这一主题加以发挥。不置可否。

（四）

1936年，陈伯达在文化界发动了一场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新启蒙运动”。对于“新启蒙运动”的评价，该书中叶永烈先生引用了1985年版《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的一段话：“建议共同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精神”“反对外族奴役，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其号召的对象是“一切爱国分子”。如果说陈伯达此举出于个人功利目的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陈伯达若出于个人功利目的，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说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张觉觉，投靠张贞后要比东躲西藏的陈伯达舒服多了，而张贞还经常念叨着陈伯达。

后来在意识形态烙印很明显的那个年代，却将“新启蒙运动”斥为“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很显然是用陈伯达的一套来整陈伯达。

之后，又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且看一下这场争论中双方的阵容就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争论。“国防文学”的旗手是周扬，旗下有艾思奇、徐蚶庸、杨骚、张庚等一大批作家。口号是“一切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支持这一观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旗手是鲁迅，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胡风、茅盾、冯雪峰、张天翼、聂绀驽等支持鲁迅的提法。

两个口号争论激烈之时，陈伯达写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他说：“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作家，应该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尽作家自己救国的天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属于‘国防文学’的左翼”，“（再争论下去）吃亏的只是自己，得到便宜的是敌人”。难能可贵的是陈伯达还指出“对于这个口号（国防文学）的态度，并不是一定要大家一致。我们的联合阵线本来是包含着各种样式的人，这各种样式的人在‘国防’这个共同目标上联合起来”。这件事来看，此时的陈伯达尚是个合格的从政文人，能够在内部矛盾产生时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问题，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况且鲁迅本来就是革命阵营的文化干将。

后来陈伯达又将这一高屋建瓴的概括手法运用在对孙中山的评价上，并由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激烈争论主要有两种，即认为其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认为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而陈伯达把双方统一了一下：“孙中山思想有两个双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性”。这段话让毛高兴地评价道：“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之后，陈伯达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他成了毛主席的秘书，不再像初到延安时那样坐冷板凳了。本来，陈伯达的书卷气是很浓的，但主席让他改，让他关心政治。正如后来陈伯达本来想将《红旗》学术性期刊却未能如愿一样。

（五）

延安整风运动，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仍被认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但同时也指出“造成一些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就有陈伯达的“杰作”，他整倒了王实味，又伙同康生整倒了于炳然。

精通英语的才子王实味被冠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处以死刑，首先是整风运动这一大气候的错——一名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拿什么反党？一个口无遮拦的文人怎么配当国民党特务？整风缘何要整人，甚至往死整人？而陈伯达的推波助澜，个人因素竟是因为王实味对陈伯达的文章“商榷”了一下。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一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研究院看了《矢与的》（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壁报上泄愤的文章），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新目标了’”。陈伯达抡起的大棒则是“托派分子”。曾经身为“托派分子”，将自己的历史隐瞒掉，却去整因翻译列宁遗嘱和托洛茨基传而沦为“托派分子”的王实味。此时的陈伯达已彻头彻尾的成为一名职业政客了。政客应该是和政治家不一样的，政客可以不讲原则，不讲人格，不怕遗臭万年。只要跟准人、跟对人，政客可以拿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秦浍和严嵩如此，康生和陈伯达也是如此。

陈伯达整人整到了疯狂的程度，理论专家成了整人专家——整于炳然、整彭德怀、整张闻天、整田家英、整刘少奇、整罗瑞卿、整陆定一、整陶铸、整阎红彦、整王力、整关锋、整戚本禹，从延安一路整到北京，从不知名的一直整到最高领导人，从自己的“敌人”到主席的“敌人”，从“敌人”到共淌文革浑水的一个战壕里的人，陈伯达踏着累累白骨爬到中央第四把交椅上，又最终因把政客的一套厚黑拳经打歪了——“跟林彪在庐山上造势”，而被打入了秦城监狱。

（六）

纵观陈伯达的后半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式政客发迹史。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陈伯达及其同伙是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粉墨登场的。本来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对历史的一种分析观点，至多只是一种学术成果。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发展。而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杀人放火、排斥异己，却是马、恩、列等先驱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陈伯达被审判时，对自己的罪行大多供认不讳，并在晚年讲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侯我是一个发疯的人”的话。陈伯达当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在实践自己的政客拳经——“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这在有独裁统治的年代里是毫不奇怪的。所以我们可以慨叹陈伯达忘了张贞冒险对他相救时的那种人格，但更应在在制度上想这来问题的根源。中学时的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上实现，但很快就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连充分的甚至是初级的民主都保证不了，能算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陈伯达的例子让人怀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陈伯达提出“百花怒放，百鸟争鸣”，却不敢把“双百方针”的发明权揽上；提出“电子中心论”（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却很快明白远不如抓《毛泽东语录》更实惠。陈伯达明白只有顺着时代伟人的意思去整人并加以发扬，才能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是陈伯达在跟从毛泽东后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教训。在莫斯科，陈伯达因为斯大林的赞赏而大出风头，却为此差一点失宠：替刘少奇修改并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江青指教道“你给他吹吹拍拍，你得小心点”；因为人民公社的问题而明白了“尽管他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是只消毛泽东一句话，就足可以使他从悬崖上摔下去”。

（尾声）

安禄山造反，唐玄宗退避四川马嵬陂。众将军大臣们“逼宫”，杀死一代奸相杨国忠，缢死媚惑君主的杨贵妃。可杨国忠与杨贵妃是迎合唐玄宗的口味应运而生的（包括之前的李林甫），可怜兄妹二人至今仍为荒淫无耻到连儿媳都要霸占的唐玄宗顶缸——在拥有无限生杀大权的唐玄宗面前，他们能做什么呢？。杨国忠陷害过人，被杀可以说是罪有应得。可与武则天、慈禧的残暴相比，杨贵妃陷害过谁呢？大臣们缢死她之前恐怕只能说：“谁让你长得太漂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