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漫笔

秋天的夜渐渐变长了，无聊之极便读闲书。翻着评论家何镇邦的《笔墨春秋》，里面单纯记述汪曾祺先生的竟有八篇之多，还有一篇是同记另一位老作家林斤澜的。汪、林二老是上个世纪北京文坛的一道奇丽的风景线，也是值得让人三思的一种文学现象，老而弥坚，欲老欲红。

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曾是晚清的“拔贡”（略高于“秀才”的一种功名），家有良田千亩，父亲汪菊生多才多艺，能诗善画。这给童年的汪曾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后来又师承于小说大家沈从文先生，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汪曾祺的大放异彩是在新时期，他以小说《受戒》开始，从而一发而不可收，尤其是晚年的小品文，语言平和、冲淡、不温不火、炉火纯青。

从汪曾祺身上我们起码可受到一点启示，一个人要想成才，他需要许多条件。有朋友戏言说：首先要有人说你行，其次说你行的人得行，最后才是你要行。其实，我觉得应该首先是你得行。如汪曾祺，如果不是他以前就有写作的牢固功底，他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的编剧。即使新时期到来，他也不会写出《受戒》，更谈不上后来的汪曾祺。之所以后来他被别人称为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那是因为他早就为今天的汪曾祺做好了准备，厚积而薄发而已。

另一位老作家林斤澜也挺有意思。林斤澜初中毕业以后，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一直在闽浙交界处打游记，后又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是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解放后他应该是一个地市级的领导干部。但没想到他对文学情有独钟，几年间竟然捧出了一个“矮板凳系列”结集出版，其结构，其语言，都令人刮目相看。这是因为林老，无论是在戎马生涯中还是在和平年代，他一直把文学当作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文学的暗流一直在他胸中流淌，一旦机会成熟，它就会喷涌而出。这一点又多么象瞿秋白，可惜的是瞿秋白永远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因此，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在这样的人生中，往往暗藏了许许多多的机遇，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等待着，让我们多彩的人生少一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