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喜欢“琉璃蛋”

《官场现形记》中有位徐军机。这位徐大人，平生最讲究养生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因此得一外号，叫做“琉璃蛋”。贾大少爷要见皇帝，花了银子，又不知道如何见法，求到徐大人，徐大人说：“本来多磕头是顶好的事，就是不磕头也使得，你还是应该磕头的时候磕头，不必磕头的时候，还是不磕为妙。”徐大人一番“磕头”，把贾少爷“磕”了个糊涂。

其实，这“琉璃蛋”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从古以来，中国人就形成对上负责的传统，不是一个因素决定的。如果说对上负责只是一个结果，那么就有更多的原因。比如从理论上讲，儒家最好讲的“三纲五常”，统治者最喜欢，小农经济和农业大国也最需要，讲来讲去人格没了，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点头哈腰，见上司要入地三尺，这也难怪，制度本身造成的这样，下级官吏的提拔和上级官吏有关，徒弟的提拔和师傅有关，佣人的地位和主人有关，乡民的地位和官府有关，总而言之，是上尊下卑。但在这一切尊严关系中，皇上是至高无上的，它要求一切人都听命于它，而且它有权决定一切人的命运。明朝崇祯为了防止臣下作弊，把主管部门的任免官吏名单顺序前后颠倒一下。然而，防弊偏要生弊，臣下也想了对策，把优先提拔的人放在后面，而把不打算提拔的人写在前面，结果就出现种种阴差阳错。试想一想朝庭任用官吏，是多么庄严的事情，然而到了皇帝大老爷的笔下，也不过是捉迷藏式的文字游戏而已。中国政治易于腐败，实在与此很有关系。

皇权之重，重于泰山，这泰山要是压在谁头上，尽管他口中振振有词，说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怕他的腰一定没有这般硬的。因为皇权之重，所以得罪皇上实在是最惨不过的事情。而讨好皇上喜欢，也就成为最为简捷的升官发财之路。明嘉靖皇帝一心只要肉体成仙，最喜欢某些江湖术士的胡说八道。道教有写青词的习惯，嘉靖特好道术，连青词也喜欢，奸相严嵩看准这一点，就大写青词，哄着皇帝高兴，严蒿确实也得意了不少年头，明宪宗时有个叫万安的人，每于朝廷议事，只要皇帝一开口他必叩头、呼万岁，宫廷内外无不对他嗤之以鼻，送他“万岁阁老”的绰号，以示讥讽。

还有一种官吏，对皇上采取“子不语”态度，好坏不说。五代时的冯道，历经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朝，皆居相位而不倒，诀窍就是他深得保官之道，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都默然不语，然而，他毕竟不是哑巴，不说话不得已时，只是说：“我书生也，当奉事而已。”所以，尽管在天下大乱、兴亡接踵的情况下，他仍能久居高位，富贵自如。

谀上可以得官，抗上可以丢官，一切照皇上的指示办事，就可能保官，这种思想更加重人身依附关系的膨胀。

然而，只照皇上的指示办事，还是好的呢。更有甚者，如秦桧、魏忠贤之流，则专门揣摩皇上的心理，以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为了得到这本钱，不惜残害天下的忠良，所以才有风波亭岳飞的惨案和明代六君子惨死狱中的悲剧。

历史上也不乏不怕得罪皇上，犯颜直谏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在那样的制度下，则很难保住官位，勉强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虽然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而卖红薯的滋味和当县太爷的滋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还有充军发配，判禁判杀，以至诛灭九族呢！要不然，为什么海瑞、魏征之流在历史上凤毛麟角呢。

此风传到现在，仍然颇有市场。如一个大地方或一个小单位，凡某些工作取得成就，皆认为领导有方。上级领导喜欢夸大成绩，听颂耳之辞，而下级就会报喜不报忧，光拣好听的说。又如在干部选拔上，当某某干部得到提拔，感谢的不是组织，不是领导集体，不是老百姓，而感恩哪个上级领导，也确实有些官是花钱买来的，表忠心讨来的，主子赏赐给的，而这样的官往往又是升降荣辱系于主子一身。

我们从满载史册的谏言中，从汗牛充栋的谏书里，咀嚼那些激切畅达的言辞和攻讦时弊的说理，品味那些利国利民的卓见和体现民心的观念，逐渐悟出了一些新的灵性。我们更加清楚了进谏对于独裁和专断的限制功能，从而也绝不会满足于民主的某些说法。要想根除一切人身依附关系的根本之路，就在于“还政于民”，使老百姓真正掌握对于官员以足够的任免权利。诚如此，人们总不至于偏偏欣赏、甚至竭力仿效那种专事“磕头”的“琉璃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