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丑陋的中国人》说起

一、李敖与柏杨

在台湾，因写杂文而名声大噪的，先有柏杨，后有李敖。关于柏杨，媒体喜欢把他比作“来自台湾的伏尔泰”。这两个人的确有几分相似。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说：“每一个成功作家的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对伏尔泰如此，对柏杨亦复如此。有人这样概括柏杨的一生：“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监狱。”出狱后的柏杨曾感慨地写道：“我的一生几乎全在监狱度过，眼泪远胜于欢笑。”

1968年，柏杨因于自家的《自立晚报》上刊登‘大力水手’漫画，被统治者无中生有地套上‘侮辱元首”的重罪。几乎被枪决，后被判为无期徒刑，最后改判为九年零六个月。然而知道内情的朋友都知道，柏杨绝对不是敢侮辱元首的人物，真正敢动他们的只有那个以笔为枪挑起“文化论战”的李敖。李敖曾说：“柏杨并非‘殉道式’的人物，也不是敢捋虎须的人物，而竟阴差阳错地被罩上‘侮辱元首’的重罪，足证当局神经兮兮到何种不可救药的程度。”柏杨入狱后，爱妻艾玫，人道主义科学家孙观汉，好友李敖，屠申红等多方营救，尤其是孙观汉在美国公布了李敖写的《谈柏杨的监狱》，使柏杨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了，其次是李敖，为柏杨的监狱付出个很大的心力，而‘义助柏杨’一节竟然又成为李敖自己冤狱的重要依据。只是出狱后的柏杨忘恩负义了，忘恩负义不奇怪，人为求自保忘恩负义一下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奇怪的是柏杨不但忘恩负义甚至倒打一耙，污蔑李敖和他妻子艾玫关系暧昧，恼羞成怒的李敖悲愤地写道：“你们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水平，但你们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水平，艾玫很多人都说她漂亮，但她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李敖是恩怨分明的人，为拆穿柏杨的真面目，快马加鞭地出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修理柏杨。

二、丑陋的中国人

出狱后的柏杨却是做过不少不光采的事情，如污蔑好友，如谄媚当道，而且出狱后的文字也被‘洗脑’地逊色许多，《西窗随笔》无论在文采、气魄、泼辣、幽默等方面都比不过入狱前写的《倚梦闲话》，足见国民党的教化之功。但是柏杨的影响力并不因此而减弱，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的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在大洋彼岸的内陆引起强烈的共鸣。柏杨的名字如有神助地降临在祖国内陆并为千百万读者所注意，一度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关于柏杨的话题也成了千万读者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的谈资，柏杨为我们打开的关于中国人丑陋的潘多拉的盒子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合拢。

《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本很小的册子，然而他所涉及到的领域却非常宽广，在这本不到十万字的书里，没有歌功颂德，没有吟风弄月，没有无病呻吟，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倚老卖老，有的只是一篇篇大胆的挑战书，庸俗的市侩，阴暗的人性、恶浊的社会风气、可恨的民族劣根性，全都成了他手中辣笔的解剖对象。遗憾的是，柏杨也不过是一个跟着国民党走的台湾作家而已，柏杨反省中国人的丑陋却不知道自己也是丑陋中国人大军中的一员，从出狱前后的判若两人到新书出版的今非昔比，柏杨的人生轨迹像一条抛物线一样，已经开始划向了另一个端点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已经不再丑陋或者是中国人的丑陋已经深入膏肓无药可救容不得一点批评的意见了吗？但愿是前者！

三、柏杨和鲁迅

不可否认，柏杨的杂文是受过鲁迅的滋润的，汪洋恣肆，无所畏惧，句句在理，针针见血，但是柏杨不需要是鲁迅，一个鲁迅就够了。柏杨的成功不属于书斋，他的成功属于大众，和鲁迅不同的是，柏杨的杂文是三教九流的杂文，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杂文，他的文章不但甲可以读，而且读得懂，有所得，甲的表妹也可以读，也读得懂，也有所得，而鲁迅的文章绝对不是人人都可以读懂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东西太多，导致鲁迅杂文强打度上的明显不足。和柏杨不同的是，鲁迅不仅仅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他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另一面，他对萧红，萧军的关心深深的浸透着他的柔情与细腻，这是鲁迅的温情使萧红和萧军度过了生命里最惨痛的时光。而柏杨在后一方面做得实在不够，他的文章并不逊色于鲁迅，但是他的人格与鲁迅相比似乎又相差地太远了。鲁迅纵然有睚眦必报的一面，但他不会对朋友忘恩负义甚至倒打一耙。而柏杨在这方面的表现是让人气愤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像柏杨这种人，我们可以把他当老师，当前辈，当先哲，当教授，当名家，当不可以把他当共患难的知己，一旦把他当做患难的朋友，你将会憎恨中国的文化，憎恨中国的文化尽出这种“人不如其文”的小人。

夜阑人静，午夜梦回的时候，一想起文章那么好，人格那么小的，我就想起柏杨和他的《丑陋的中国人》。

四、柏杨文章的局限

应凤凰先生归纳柏杨三十年杂文的影响力与特点有这样三条：

一，富趣味性。柏杨杂文善用妙喻，文字灵活，文白夹用，变化无止境，故能吸引许多读者。

二，富社会性。勇于揭发社会的黑暗面，对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予以猛烈的抨击。

三，富教育性。有时是举例，有时用反讽的笔法。他的杂文尽了作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职责。

以上三条是柏杨文章的主要优点，然而柏杨的杂文片面追求幽默效果而使那股蓄势待发的怒意移花接木，转而用另一种语气来凑趣，令人生厌，而且他那些的所谓的幽默也无非是“赌一块钱”呀！“我敢和你打一块钱的赌”呀！“旗袍开叉处隐隐约约的呀”，周而复始地没玩没了，让人反感。所以，我宁愿看他历史性较强的着作，如《中国人史纲》，如《帝皇之死》，如《皇后之死》等，他的那些闲扯淡的东西并不怎么样。尤其是他出狱后在报纸上发表的那几篇奴颜媚骨，马屁阵阵的文章，他不但宽恕了曾经陷害过他的那些官员们，还与他们眉来眼去，并且考虑建立什么人权纪念碑云云，一副恬不知耻的样子，让曾经深爱着他的读者感到失望。

从柏杨出监前后的判若两人，我们可以看出，柏杨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作家一样，有着软弱和妥协的另一面，软弱的柏杨，伪善的金庸，滥情的琼瑶共同构成了港台文化的“三极”。至于李敖则是极品外的极品，他所代表的是中国二十四品之外的一品——狂叛品。他在台湾真正地做到了“文如其人”。记得孙郁曾说：“我以为李敖，胡适，柏杨这些人他们对白话文的贡献都不宜夸大，他们都难见周氏兄弟那样的气象。”其实他说这些话无非是想抬高他所推崇的鲁迅而已。但是我要对孙郁所的是：“鲁迅在杂文界的地位不宜被夸大，他的杂文难见李敖，柏杨等人的明快犀利，写起来别扭，有话为什么不好好说？转弯抹角地损人哪里是大丈夫的行径呢？鲁迅写的好的还是他的小说，大江键三郎说：“鲁迅的小说能在那么短的的篇幅里融入那么多的内涵，我很佩服他。”柏杨、李敖唯一不如鲁迅的地方，也主要体现在这个领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