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有舅爷

我有一位舅爷，姓名名长有，之所以叫舅爷，因为她是三奶的弟弟。打我记事起，舅爷就在三奶家干活、吃饭，俨然就是一家人而不是一位亲戚。据说在三奶嫁过来之前，舅爷就来到了我们村，给陈家放牛。那时家里穷，是被一位好心人介绍来的，混口饭吃而已。当然那时还不叫他舅爷。后来这位好心人又把他的姐姐介绍给我三爷，成了我三奶。三奶嫁过来后，舅爷就不再给陈家放牛了，而改为给三奶家干活。跟着自己的亲姐姐总比跟着外人强，生活就此安定下来。解放后，舅爷在这里落了户，分了土地，正式成为三奶家的人，成为我们生产队的一员。

舅爷一生未娶。这不仅是因为家穷或寄人篱下，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舅爷没有头发也没有牙齿。没有头发据说是小时头上长疮所致；没有牙齿据说是小时得了什么病，庸医过量地使用了雄黄，结果病治好了，牙齿也治没了。

打我记事起，舅爷就是一个没牙的舅爷。吃饭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咀嚼，只见他嘴一窝一窝的，东西就进去了，干的硬的统收。那时没有条件镶牙，舅爷只能用牙龈带替牙齿。也许和任何事物一样，这牙龈也有惊人的适应能力，用则更壮，时间久了，舅爷的牙龈已变得十分坚硬。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咀嚼，吃什么东西都是在嘴里过一下就囫囵吞枣地交给胃了。

除了吃饭，就是吸烟。烟叶是自己种的，编起来放在房檐下晾干，一年的烟丝都有了。他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吸烟的时候，常见他蹲在地头或树下抱着旱烟袋一锅一锅地吸，吸美吸足了，又起来干活。在我看来，他所有的业余时间不是睡觉就是吸烟了。

舅爷没有牙齿，但舅爷的身体却十分健壮，浑身上下疙疙瘩瘩的，总有使不完的劲。他不惜气力，不怕吃苦，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拼命干活。那时靠工分吃饭，“分，分，社员的命根”。白天舅爷拼命地挣分，收工回来，他不是去牛铺铡草，就是㧟着草箩头上地薅草，吃罢晚饭就夹个被子到地里护青或到场里看场，冬天就睡在生产队里的草屋里。铡草、割草、看场、护青等都可以再挣一份工分。这样他一个人可以挣三个人的分，挣的工分在全村是头一份。正是因为有了他这个棒劳力，他家年年都是余粮户。每当队里分粮的时候，看着他大袋小袋地往家里扛，往家里拉，就有妇女眼巴巴地给他开玩笑：使死你个老鳖子，可没人给你戴孝！

早上舅爷也起得很早，一起来就到井上打水，他家的水缸打满了，再不声不响地给我家挑两担。因为他知道我父亲身体不好打不动水，母亲打水艰难，常常把桶掉到井里。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58年下半年，在大跃进的疯狂中，劳动生产也天天搞评比，搞竞赛。组成了“卫星队”、“罗成队”、“木兰队”、“佘太君队”等，“大干、苦干、拼命干”。到处“红旗招展”、“热火朝天”。一次在北岗栽红薯秧，“木兰队”插秧，“卫星队”挑水。“卫星队”都是壮劳力，当然少不了舅爷。他们开着花脸，光着膀子，“赤膊上阵”，从很远的沟里往地里挑水，你追我赶，一路小跑。旁边架着高音喇叭，鼓劲加油，好不热闹。那时我十来岁，不知是谁也给我派了一样光荣的任务，让我站在地头发签，签由竹子削成，过来一挑发一个。他们接签的时候，就像接力赛接棒那样，边跑边接。最后统计评比，舅爷得83签，比第二名多出12签，放了卫星。一个干部在总结表扬时说，刘长有不仅挑得最多，而且桶桶都是满桶，一路上他两手紧紧地护着水桶，不让水溅出来。而有的人耍滑偷懒，水不打满，溅了也不管，挑到地里的时候，一桶水只剩半桶，有数量没质量。今天我就不提名批评了。刘长有今天放了卫星，是秦琼，是英雄，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接下来掌声雷动，连本来蔫蔫的红薯簮也激动地昂起头来。听着这样的表扬和掌声，舅爷笑得合不拢嘴。

过后有人不屑地说，傻×一个，就为混那两句表扬，命都不要了，把大家拉得跟头流水的。你放十个卫星，该啃红薯还啃红薯，该喝稀汤还喝稀汤！

舅爷一生默默无闻，平凡得如同地里的黄土和岗上的料礓。这一次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他当然高兴。有点小小的虚荣心有时也会显得纯真和可爱。不过这样的机会对于他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他的功绩他的贡献都烟消云散在无情的岁月里，被那些可怜巴巴的黄土和毫无用途的料礓永远地埋葬了。唯独还能记住他的，恐怕只有庄上的那一段残缺不全的土墙了，那是他用18磅的油锤一锤一锤夯起来的。那时他是打墙的行家。无论谁家起房盖屋，都少不了要央他打墙，他用夹板夹起沙土，抡起排球似的大油锤，一层一层地夯，咳，咳，咳，咳……挥汗如雨，气势非凡。油锤的印痕像一个个盘子似的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在阳光下反射着发白的光。他一气能打成一板，从不让人接替。那时没钱用砖，院墙屋墙大多用土打成。土墙结结实实，冬暖夏凉，栉风沐雨，经久不衰。人们忘了他，但这些土墙忘不了他。土墙的生命是他给的。

1961年年底，为解决全国出现的生活困难情况，中央放宽了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允许人们开荒种地，休养生息。政策一放宽，舅爷就第一个扛着老虎扒子上岗了。那时他开垦的荒地在全村是最多的，他在料礓堆里在沟边地角一点一点扣出来的地块，经过一番精心打理，长出了人头大的红薯，结出了金棒槌似的玉米，第二年他家就不再挨饿了。那时他家六七口人，弱的弱，小的小，人们都说，要不是由他没日没夜地干，他家哪有这等光景？木匠家得他的济了！他姐夫（我三爷）是木匠，人们常说木匠家如何如何。

舅爷的后半生是悲惨的。人们谈起他的时候都说他傻，说他没脑子，说他什么巧活都不会干，什么巧话都不会说，不会赶集，不会看称，不会做饭，不会使心眼，只会下笨力气，是一个靠人吃饭，躺倒挨砖的傻蛋。

人们这样说，不是瞧不起，而是同情。

他姐夫去世后没有多久，不知为什么，他和他姐以及家里的其他人产生了矛盾。有气他就憋在肚子里，憋了几天后他似乎想明白了，突然提出要分家另过。没想到他姐竟没有阻拦，于是他更加伤心，也更加坚定了分家的决心。经过协商，家里给他在西边的空地上盖了一间草房，分给他一些粮食和500元现金。分出去后他不会做饭，不是做生了就是做糊了，更不会蒸馍。一个汉子光喝稀饭是难以真正填饱肚子的。吃饭时肚子撑得老大，但转瞬就会饥肠辘辘。于是他就投奔了赵窝的小妹。到赵窝没几天，他那500元就被他的外甥们“借”去了，这一借就有去无还。500元在20多年前不是个小数。他心疼至极，又不会讨要。这时他连吸个旱烟的钱都没有了，心中闷闷不乐。想来想去，他又去投奔家在南阳附近的外甥女家，和外甥女家的孩子一起外出打工，他挣的钱都让那个孩子拿着。辛辛苦苦地在外面干了两年，回来时那个孩子轻飘飘地说钱被偷了。钱掉在地上也能听个响，可是他连一个响也没听到，这钱就没了。无奈之下，他想闷着头吸几锅旱烟，在吞云吐雾中忘记一切，然而一摸烟袋，里面一丝烟也没有了。于是他长叹一声，倒头便睡。他想长睡不醒。

一生唯一的嗜好就是吸旱烟。然而这个微乎其微的嗜好也成了奢望。他怎好张嘴向亲戚家要呢？

自此以后，他觉得自己已无存身之地。郁闷和纠结日甚一日地爬上心头，搅得他神情恍惚，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累。

这天，他穿了一件崭新的蓝洋布棉大衣，在春节前回梁洼来了。这件大衣是他小妹给他添置的年货，本来要过年时穿，现在他穿回来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他走进村子，一声不响地在他十分熟悉的村巷里踟蹰，这里看看，那里瞧瞧，然后又来到田间，在他曾经耕作过的地方徘徊一阵。夜幕悄然降临，他穿着那身又宽又长极不合身的大衣如同夜游神一般在漫无边际地漫游。他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每一个熟人，似乎没脸再见到他们。乡亲们见到他却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笑笑骂骂。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勉强地笑笑。

几十年中，我从未见他穿过这么崭新的衣服。顿时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都觉得奇怪，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人们临终时的老衣。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舅爷在他的小妹家上吊而死。这时他才只有51岁。

听到这样的消息，心像针扎一样的痛。我想到他给我家打过墙，担过水，干过太多的活，他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荒地还无偿地给过我家几块。要不然我家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可我从未报答他一丝一毫，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过。乡亲们都他是个老好人、大好人，一生任劳任怨，与世无争，可是最后连吸个旱烟的愿望也不能得到满足。人们说他不该离开梁洼，不该离开他相依为命几十年的大姐家，更不该接二连三地跳槽。人老了，干不动了，没儿没女，能指望谁？但说这些都为时已晚，于是人们只有惋惜。

舅爷走了，但愿他在天堂能有一个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