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一

我的老家座落在文登县界石镇，是个很贫穷的小村子。说它贫穷，是因为能长庄稼的土地太少、太贫瘠，长的粮食远远不够靠种地为生的庄户人维持日常生活的。村东头是米山水库，村西头是昆嵛山的余脉，山上尽是些奇形怪状的大灰石头。一些长不大的树木只能见缝插针，从石缝里艰难地钻出来，追随着阳光，歪歪斜斜向上长着。剩下的是各种杂草，长的比地里的庒稼还茂盛。草里藏着形形色色的小动物，野兔、山鸡、松鼠、刺猥，还有各种山雀和昆虫。水库里养着鱼，是公社集体的，不允许个人捕捞。当时的村民听话，不许捕就不捕。粮食吃没了，地瓜干吃没了，能吃的一天少似一天。有人开始挖野菜，吃榆树钱、地瓜蔓。

父亲当时二十四五岁，年轻力壮，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整天总感觉肚子空落落的。他一米七左右的个头，还算魁实，在年轻人中有些威信，一呼百应。书念得也不多，早早就下了地，种地又心不在焉。村西头有个简易的篮球场，闲暇时，他就和伙伴玩篮球，球技还不错。球玩腻了，闲得无聊，一帮人开始走村穿屯，惹事生非，常和人打架。那年代讲成份，我们家划了个中农，比贫农稍微好一些，但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亲上面有俩姐姐，身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俩姐姐早早都随丈夫出外谋生了，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去了成都。混得不错，最起码有了工作，能吃饱了肚子。听说东北地广人希，有地种有班上有饭吃。父亲的心里开始长了草，他在心里暗暗谋划着。其实爷爷很疼父亲，也可以这么说，父亲是在爷爷的娇生惯养中长大的。突然有一天，到了晚饭时，左等右等不见人回来。爷爷去街上找，天黑了也没见人影。一家人正一筹莫展时，有人敲门。爷爷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同村的小青年。他说：“桃子去闯关东了，走时还向我借了一些钱。”“桃子”是父亲的小名。父亲怕事情败露走不成，来了个“先斩后奏”。

“他们几个？”爷爷问。

“只他们俩个。”

“那个是谁？”

“他，还有个姑娘。”

“唉！”爷爷无奈的长叹了一声。爷爷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二

所说的“姑娘”，其实就是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一两岁的样子，是几十里外一个叫埠后村的，离县城很近。母亲年轻时很标致，身高一米六左右。她姐妹五个，她是老四。另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不知啥原因，他们婚后不到十年，先后早早离开了人世，撇下一大堆孩子。我没见过两个舅舅，更没见过我的姥爷和姥姥。听姨们只言片语说过，姥姥死得很早，姥爷又好赌成性，有钱就赌，家徒四壁了还去赌。母亲姐妹们长得都很漂亮，或者说是越小的越漂亮，找婆家很容易的。几个姐姐陆陆续续都嫁个好人家。大姐的婆家在刘家产刘家庄，当时叫水稻公社刘家庄。几个姐一商量，老四我的母亲，老五小姨，先由大姐带走抚养，待找到对象后结了婚再离开。那时母亲也二十多了，模样漂亮，说亲的很多。大姐二姐行使起了做母亲的使命与权力。

母亲和父亲是媒人介绍的。媒人是我的小舅母，也是母亲的弟媳妇。两人一见钟情，互生爱恋。两位姐姐对我父亲的家庭还算满意，只是担心父亲的脾气，恐日后妹妹会吃亏受气。她们的担心是对的。父亲脾气很倔强很爆燥，这也许是母亲过早的离开我们的原因之一吧。正在姐姐们担心犹豫的时候，我的母亲仍下一句话，我要去东北，跟着父亲义无反顾地走了。母亲如此匆忙草率的决定，目地是为了减轻点姐姐们的负担。女怕嫁错郎，这话用在母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这为她以后坎坷多舛的命运也埋下了伏笔。不久，小姨也嫁到了烟台，丈夫是位军官，一生都很幸福。至此，五朵金花都各有其主了。

三

两个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一路快快乐乐。不知不觉，火车驶进了关东大地。车窗外，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中耕作的农民你来我往，那繁忙的景象让他们兴奋得忘乎所以。那一片片厂房，那一排排高耸入云的烟囱，那奔跑的汽车火车让他们目不暇接。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肚子因饥饿还在不停地咕咕叫着。父亲母亲第一站去了通化铁矿，那有先去的老乡。工作了一阵，又去了辽源。那儿有个国营的大煤矿，需要工人，挣得多，待遇好。最终，他们终生落脚在了辽源，成了辽源矿务局一名普普通通的采煤工人。起初他们租房子住。几年后，手里积攒些钱，在一个叫仙城的地方买下了两间小土房，二十多平的样子。房后是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河，叫半截河。河对岸是一座小山丘，长着一些树木与杂草。这时间，我也瓜熟蒂落来到了人世。时间已到了一九六四年，全国正在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父亲安份守己照常上下班，每月挣几十元钱，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也许是为了照看我，也许是母亲为了感激姐姐们的养育之恩吧，她写信给关里的大姐。大意是，希望大姐家的外甥女能来东北小住几日。不久，我的表姐果真来到了我家。我整天就被她抱在怀里，东家进西家出，伊伊呀呀地哄着。女大当婚，不久，表姐要回去嫁人了，母亲依依不舍地送走表姐。我刚满一周岁，大妹妹又降生了，我被迫断了奶，开始吃奶粉喝稀粥勉强度日。我以后身体不键壮，和那时的营养不良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四

我长到四五岁时，小妹妹又降生了。一家五口人，五张嘴了，仅靠父亲的几十元工资度日，时常捉襟见肘。那年代吃粮吃任何东西均靠供应，凭票限量。即使你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粮食吃。不知啥原因，小妹已经长到五六岁了，还没落上户口。就是说，一家五口人，只能吃四个人的口粮。没到月底凭票供应的粮份就吃没了，父亲不得不买些玉米粒，地瓜、土豆、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充饥。不知为啥，父亲和母亲时常为一些我们还不大懂的事情吵架。记得最激烈的一次是为了一块手表吧。母亲想买块上海牌的女式手表，让父亲把钱汇给上海的大姑，托她帮忙。大姑接到钱没去买表，而是把钱汇给了老家的爷爷。母亲很是生气，和父亲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代的女人，能有一块上海牌的手表戴，是件非常自豪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母亲大失所望。父亲也无可奈何，无话可说。至此以后，父亲和大姑终断了通信联系，一断就是几十年。这件事的详情，是我长大以后听小姑讲给我听的，那时父亲母亲都已不在了。几年前，从未见面已七十多岁的大姑亲自来过我家一趟，非要送给我和妹妹每人一千块钱。让我们做晚辈的左右为难。大姑态度十分坚决，我推托几次后最终还是收下了，这样做大姑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些吧。

五

记得还有一次，他们不知为啥吵架，父亲一怒之下，把买来的一捆粉条丢进了厕所。两人闭口不和对方说话，只是生闷气。母亲病了好几天。最终先妥协的还是父亲。在我印象中，他虽然脾气不好，但从来没动手打过母亲，只是不断地吵。我小时候挨父亲打是时有的事。父亲和小伙伴下棋我当裁判，因为主持了公道，父亲打过我，踩死一只小鸡打过我，上山抓蛇打过我......父亲打我时，牙关紧咬着，仿拂在气运丹田一样。时间一久，我找到了破解他功力的办法了，那就是跑，越远越好越快越好。等他消了气，我再回家。用此良策，我少挨了不少胖揍。在这反反复复中，日子向前慢腾腾地挪动着。我家屋后的小山上，建起个砖厂。为了贴补家，母亲去砖厂干起了临时工，每天只挣一元零几毛钱。砖厂离我家只一河之隔，每天下班回来，她竟走得那么蹒跚那么缓慢那么沉重。但是，为了生存，为了几个孩子的肚子，她只能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母亲把好吃的细粮都让给父亲吃，他说父亲井下的活重，其实，她干的活也不轻啊。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劳累，营养的不足，使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糟糕。早晨起来，我看见她的牙龈间经常挂满血丝，她像没事似的。母亲的人缘比较好，和邻里之间大人、孩子的关系非常融洽。做为外来户，她能做到这一点，我至今都很钦佩我的母亲。我们渐渐长大房子渐渐变小。父亲准备扩建我们的房子。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凭记忆凭想象，就地取材，他先做了一辆怪模怪样的独轮车。我二十多岁回山东老家所看到的家家户户送粪拉土驮粮用的就是这种车。每到休假日，他就领着我去矿山上捡盖房子用的石头。我宁可跟着他走，也不愿坐在车上。它太土气了，架子、轮子和辐条都是木头做的，走起路来还吱吱扭扭直响，象个气喘吁吁的老人。看热闹的人颇多，很出风头。这种车在北方很少见。日积月累，石头堆成了山。开始动工了，一天砌点一天砌点，很快又一间房子盖好了。没有瓦，父亲就用草苫房子顶，又保暖又不漏。父亲工作的井下有水泥，他自己缝制个口袋，每天下班就装点回来。他自己做模具，用水泥在模具上做瓦。每天下班做几块，几个月下来，我家的房顶很快就换上了水泥瓦。孩子多，鞋也买不起。父亲就自己买皮子，自己动手做起了皮鞋皮靴子。我在十岁左右，穿上了他为我做的一双反毛皮靴子。那时的小孩子有鞋穿就不易了，想穿皮靴子更是没门，这是童年时父亲送给我的骄傲。妹妹们也相继穿上了父亲亲手制做的小皮鞋。有一次，小妹妹和邻居小姑娘争夺一截玉米桔，俩个人谁也不松手，我们小时把它当苷蔗吃。为了公平起见父亲抢过来一甩手丢出老远，小姑娘大哭。也巧，小姑娘的妈妈看到了，和父亲一顿大吵。父亲编的蝈蝈笼子那是一绝，堪称工艺品，邻居的孩子争相讨要，父亲是有求必应。闲暇时，父亲在大缸里大盆中养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金鱼与荷花，我家单调的生活因此舔了些色彩。他还给我做过捕鸟的笼子、冰上滑的爬犁、能打火柴的手枪......

母亲开始大口大口吐血，住院成了家常便饭，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个月两个月。大妹妹十二、三岁就成了母亲的专业陪护，屡次中断学业。记得母亲病重时，大姨二姨来我家住了十几天。父亲的脸整天布满了乌云，常发无名火。好在那时也能报销不少医疗费，既使这样，余下的费用也压得父亲直不起腰杆。当时医疗水平不先进，药品匮乏，一小瓶止血药，印象中是云南白药，还得院长批条。让我一辈子都感到不安的是母亲临终前的那一幕。有一天大清早，邻居三大爷匆忙把我领到矿务局总医院。母亲临终前，很想再看她儿子一眼。我怯怯地站在已奄奄一息的母亲床前，母亲的脸色是惨白惨白的。她拉起我的手，想说些什么，或是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了。我当时也不知是何种心情，只是傻愣愣的站在那，没说一句话，甚至不敢看母亲那双充满了无限眷恋的目光。站了一会儿，不知是大人赶走了我，还是我害怕发生什么自己偷偷地跑出了病房，一个人躲进厕所里。再出来时，只看见三大爷和父亲抬着母亲向太平间走去，就这样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我那时才十五岁。母亲才四十出头，子欲孝母不在。长大后，我常常责备自己，临终时，为什么不多看母亲几眼，不多陪陪她。人生有太多的遗憾，这种愧疚感时时刻刻折磨着我。母亲走后，为母亲买的几个奶羊也卖掉了。没有母亲的生活是凄凉悲惨的，没有妻子的生活不叫真正的生活。

六

这也许是老天对父亲的惩罚吧。以后我时常在想，如果父亲当时对母亲好一点，少发一些脾气，生活再好点，医疗水平再高点，我的母亲不至于死那么早。我小时候是个非常淘气的野孩子，母亲肯定为我流过眼泪，只是没让我看见罢了。北方的冬天是漫长而寒冷的，没有母亲没有妻子的家越发感到寒冷。每每看到邻居一家，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样子，我的心里总是酸溜溜的，我们越发想念我们的母亲。父亲也变得少言寡语了，还时不时发脾气。一到年节，父亲只大口大口地喝闷酒，长虚短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呛人的叶子烟。这是我家最难熬的日子，也是我感到最孤独最抑郁的时候。年三十晚上，我把筷子一仍，急于跑出去和小伙伴放鞭炮看花灯，只有这时的我才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扔下父亲孤伶伶一个人在家，他那时的复杂心情，我只有长大并有了孩子后才能体会出来。他那在烟雾中若隐若现的痛苦表情，我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母亲在时两人就吵就生闷气，母亲走了父亲又唉声叹气。唉，我的父亲啊。这就是我的父亲。再苦再难再消沉，但父亲始终没绝望过没失望过，他知道我们就是他的全部希望。父亲拉扯着我们艰难地维持着挣扎着。从小生活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使我的性格日益变得内向和寡言。其实，我们家也曾有过欢乐的日子，那时候母亲还健在。记得有几年临近春节，老家的叔叔姑姑邮寄来的几斤花生米，成了我们全家人幸福与快乐的寄托。一到傍黒，锁紧大门，全家人围坐在火炕上，母亲把锁在柜子中的布口袋翻找出来，朝炕上一倒，无数的欢乐滚满了一炕。母亲说生吃花生越瘪的越好吃越甜。于是，我们满炕抢瘪花生，边找边往嘴里塞。嘴里满满的，还往里塞。父亲又拿起那封和花生米一起寄来的家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着看着，眼角竟有泪花在闪烁。母亲认为好戏该收场了，她说道：“吃多了肚子会疼的，收吧收吧。”我们开始打扫战场，都很不情愿的样子。父亲安慰道：“细水要长流，过年时让你们吃个够。”

七

我高中一毕业，就去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八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这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正在干活，有人通知我，说你父亲井下出事故了，让我赶紧回家。家里已聚集了很多人，那是矿上派来的工作组成员。此次矿难共牺牲二十多名矿工兄弟，按时间叫“九二六”矿难。我们兄妹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简直乱极了，脑子一片空白。恍恍忽忽感觉父亲一会儿就要进家门了，推着他那辆破自行车，车上驮着些疏菜与瓜果，有时是一块木头或是一块煤。昨天他还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说话......

白天有人陪的时候，心情还敞亮些，夜晚我们形单影只，呆呆地望着屋里的一切，感到太多的无助与委曲。我们悲痛欲绝欲哭无泪。我们唯一的亲人也离开了，永久地离开了。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四十八岁。一位搞美术的好朋友临摹了一张父亲的肖像，维妙维肖，生动传神。叔叔看后爱不释手如获至宝，执意带回了山东老家。岁月是愈合心灵创伤的良药，痛苦渐渐远去，活着的人还得坚强地活下去。我们兄妹一起把父亲的骨灰送回了山东老家，与母亲的骨灰合葬在了水库岸边的墓地里。母亲的骨灰是父亲领着我们送回去的。他们活得太累了。他们回家了，落叶归根了，他们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与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一样，他们太普通太平凡了。他们是棵小草，是粒沙子，是颗星星，一生默默无闻，满世界皆是。感谢电脑，它给了我一个怀念父母的机会。更要感谢父母，是他们坚强不屈、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时时刻刻在鼓舞鞭策着我，让我不敢忘记他们。世界上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是一样的，子女对父母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我感觉我欠父亲母亲的很多很多，郁结在心里几十年的情结今天得以释怀，我感到坦然欣然。

怀念你们啊，我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