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考厄运

这篇回忆写于2003年3月8日，为当时在念中学的儿子而写。

1977年10月21日清晨，云南思茅大街上的喇叭像往常一样在一阵军号声后开始播放新闻，我也像往常那样身着粘满了机油的工作服一边听、一边摇晃着饭合打算吃早餐，然后迈步走进机声轰鸣、工作了8年的生产车间。15岁就进思茅第一机械厂当学徒工，我早已习惯了往返于宿舍和车间单调的生活。边陲小镇多年的工人生涯，以及当时家庭的特殊情况，使我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不敢有丝毫奢望。但是这时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却强烈冲击着我，使我感到自己的人生面临重要机遇，心脏一时间砰呯砰地猛烈跳动，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刚才听到的消息是真的吗？不用推荐也可以上大学吗？

云南思茅，盛产暜洱茶的地方，一个靠近缅甸边境的小城镇。当年从省城昆明到那里，乘车盘山绕水要走三天的路程。虽然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可是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政治运动对当地人的生活影响丝毫不减。在我的记忆中懂事后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全家就没有过上几年开心日子，自“反右”后第二次清洗省级机关有问题的干部，我就随父母从昆明下放到了这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让刚唸完小学5年级的我更是跌入了悲伤、无助的旋涡。文革开始，我成了“牛鬼蛇神”的子女；清理阶级队伍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母亲作为地主份子被谴送回千里之外的老家监督劳动。为此，我失去了当时同龄人应有的权利。“红卫兵”没有我的份，参加民兵没有资格，推荐上大学更不可能。

虽然不能上学读书，但是不屈服命运，渴求知识的愿望且因工作需要而日见增长。当时号称思茅第一大厂的第一机械厂没有几个技术员，加工齿轮时需要用对数来计算、优选挂轮，这是工人们认为十分神秘和了不起的事。我当然想学会这“了不起的本事”。以此为开端，借助我小学5年打下的良好基础，我开始自学。当时每周上班6天，每天工作8小时然后晚上还要开2个小时的政治会，并且经常需要为各种理由加班“迎接开门红”“大战红五月”“国庆献礼”“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等等，我不得不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在学完大部份初、高中课程之后，又学习了画法几何、机械制图等专业知识，并尝试设计工、模、夹具。万万没料到我那么幸运，所学的知识会碰上恢复高考！

一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曾经唸过大学，正在在滇东北老家任语文教师的大哥迅速邮来复习资料；从小过继改了姓氏的弟弟这时正在农村插队劳动，也来信鼓励我一起参加高考；正在被关押、管制的父母更是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为他们争一口气。我为自己，也为他们于1977年12月参加了第一次高考。

在当时，考试对我来说已是12年前读小学的回忆了，重新走进考场，就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紧张又兴奋。两天时间，带着满意、遗憾、欣喜、失望复杂的心情，结束了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四科考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结果。

一天下午6点下班时，我正在用锯末槎去手上厚厚的油垢，消息一贯灵通的一位同事来到身旁，悄悄地告诉我再等几天就会收到体检通知书了，据说我考得不错。果然没几天我接到了参加体检的通知，并顺利地过了这一关。政审填表，我如实地填写了父母当时的情况，并在政审表上写下了“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可以选择，我希望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字样。在报考志愿是否服从安排一拦里，也写上了“服从组织决定”几个大字。

那些天，我常常做梦笑醒过来，梦到我收到录取通知书，梦到我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一会儿是省城的大学，一会儿又是北京的高校。正当我满怀希望做着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美梦时，又是那位消息灵通的同事给我带来了打击的消息，“政审没有通过，厂党委、工交局、思茅招生办一路都是否定。”我当时没有怨言，这些年的遭遇使我能够从容接受命运不公平的安排。令人欣慰的是，那一年我弟弟因为不与我同姓，没有受到家庭出身的牵连，高考后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

1978年政治气候逐渐暖和，我希望再次考试后，不被政审否定。然而命运的安排再次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

第二次高考前的一天傍晚，我去我的师傅廖增武家，廖师傅技术高超，曾代表国家去非洲马里建设茶厂做技术支持，回来后任车间主任兼厂党委委员，我们师徒关系十分密切，在那个冷酷无情的年代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和保护。那天走进家门就听他说：“你那个事又不行了。”不言而喻我知道他指的是高考，“为什么？”，“思茅地委刚发了一个文件，今年高考直系亲属有问题的考生一律不得通过政审，因此厂党委不会让你参加考试。”我心绪烦乱地找党委领导论理。

厂党委书记不久前才从地委派进厂里，油头肥脑、大腹便便，只管革命，不管生产，一个靠政治运动生存的人。当我要求参加高考时，他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上级的决定。”“你要与你的父母划清阶级界线。”“嗯，好了好了，我要准备今晚全厂大会的发言，你可以走了。”

正当我失望、无助的时候，厂党委会上廖师傅为我力争说服了大家，网开一面，允许报名参加高考，我再次拿到了准考证，并把77年高考准考证上的相片撕下来贴到了上面。

第二次高考时我与厂里三个上海知青一起走向考场，我们都怀着十足的信心。路上我们互相询问，担不担心考不好，回答是：“不担心，如果我们考不好，别人也考不好。”结果他们三人在这次高考后，分别被上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云南大学录取。而我再次与大学无缘。

这次高考分数不象上一次保密，可以公开查询。并且那些天报纸上、广播里反复在说，不唯成份论，家庭出身不应该影响子女的升学和就业……，所以在确认我的考分高出重点院校录取线30多分，在体检确认我的身体十分健康后，我不安分起来。为什么不让我读书？我不能向命运低头！我连夜写信反映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云南省省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十几封求助信载满希望一封封寄了出去。看着与我一起考试的三个同事一个一个接到录取通知书走了，重点院校、一般院校、专科学校录取完了，全国的学校都已经开学一个月了，我还在幻想，也许我寄出去的十几封信中，会有一封发挥作用，最终我会得到一份录取通知书。然而直到一年后第三次高考我被录取了，思茅招生办的负责人才告诉我，前两次高考我的所有档案在思茅就被扣了下来，没有送上昆明省招生办，当时那些求助信也全部被转回思茅。命运安排我还要再次参加高考。

1978年高考失利后我继续为自己打气，在床头抄录了一段诗词：“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979年全国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使政治气候进一步转变得宽松、和谐。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厂里我受到重用，不仅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而且派去昆明学习计量技术，回来后又安排做了车间的施工员，我因此可以参与解决车间生产中碰到的技术难题。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今后只要自强不息、努力进取，完全可以改变环境，抛弃平庸的现状。

当再次高考来临时我又报了名，我把78年准考证上的相片撕下来，又贴在了79年高考准考证上。这次高考没人阻拦，我再次考到了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上，身体检查也顺利过关。考完试的第二天，我把所有高考复习资料全部付之一炬，心想若这次不录取今后也不再去考了，短短的4年大学教育不能决定我的一生，我要凭不懈努力去改变命运的安排，我必须继续朝前走。

当时家人比我自己还牵挂这次是否能录取，他们企盼我不要再遭前两次的厄运；我象78年那样，给中央和省委又发出去一批信。后来得知，中共云南省委主管教育的高治国副书记对我的情况作了批示，大意是：据说这位考生三次高考成绩都不错，但由于家庭问题政审通不过，这是不合理也不正常的，今年就连黄帅这样犯过错误的年轻人都可以录取进入大学，这位考生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云南省类似问题还有多少，请省招生办统计、一并处理后再向我汇报。

省委高副书记的批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云南工业大学现场招生完毕，正在准备撤走的时候，省招生办急急忙忙的来人，拿着我的档案和高副书记的批示，要求他们一定要安排我。当年招我的那个班31个同学，多出来的那一个就是我。至此，小平的猫论落实到了我的身上，经过三次曲折的努力，我终于走出厄运，跨进了大学校门；此后好运伴我，大学完全改变了我原来生活的轨迹。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感激，感激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当年的决策，感激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同时也庆幸自己有一段逆境磨练的经历。

注：这篇回忆写于2003年3月8日，为当时在念中学的儿子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