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母亲”与“计划生育教父”

1958年有一件事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说的是老家邻村有一位妇女生了第十个孩子，后来县里给她披红戴花，颁发“英雄母亲”证书，以资鼓励。按照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一点都不觉得惊奇，“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历来如此。我惊讶的是，这个妇女太厉害了，总共生了10个孩子，几乎一年一个。而不可理解的是，又不是只身炸碉堡斗歹徒，多生孩子还当“英雄”。当地领导信奉“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但也有“鸡多不下蛋（生产率低）”之理。反正，鼓励“放生育卫星”不至于推颂。其实，早在1953年，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无节制生育问题发出警告：全国人口年增长率22％以上，有些地方高达30％，如此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地少人多，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必须控制人口。諍諍忠言，振聋发聩。关于人口膨胀问题，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也发生过。那时的英国处于经济大发展时期，但也遭遇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的现实，因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活资料的算术级增长的速度”，加重了劳动人民的失业和贫困。因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倡导“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就是有名的“马尔萨斯主义”。正是英国有效地实行“控制人口计划”，保障了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马老借鉴英国的经验，及时地提出“控制人口”问题，不能不说是未雨绸缪。

不幸的是，1958年就是大放卫星的年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当年响彻云霄的口号，各地报载“亩产万斤粮”的消息层出不穷，更有“亩产十万斤”的报告。粮食高产的数字空前绝后，完全超出人的想象力。毛泽东也陶醉于全国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认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因而于同年8月提出“人口的观念要改变”，直接否定了曾于1957年2月赞赏马老关于“控制人口”的主张“讲得好”的话。实际上，这是对马老在1957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的回应。马老在文章中从十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包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两胎，只生两胎加奖，超生抽税，反对人工流产，加强社会保障等等。通篇论述有理有据，分析透彻，处处显示真知灼见，不仅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难能可贵的是，马老不光对“人口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在1955——1957年间，多次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阐述自己的主张。由于马老坚持三年社会调查掌握有第一手材料，坚持正确观点始终不渝，即使身处逆境，甚至孤军奋战，也勇往直前，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中国计划生育教父”。可是，毛泽东轻轻一点的一句话，风向完全变了。身居要职的康生一伙心领神会，组织力量大加讨伐。从1959年伊始，掀起全国对《新人口论》的大批判，把马老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胡诌“《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叫嚣“要象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来批马寅初”，叫阵“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马老一下子深陷灭顶之灾，身心俱疲，不得不在1960年1月在履职北大校长九年之后宣告辞职。一个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从此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亲自抓“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马老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胡耀邦不胜感叹：“错批一人，中国误增数亿人。”历史已经翻篇，结局不可挽回。但教训是深刻的，只有勇敢正视历史，才能轻装前进。

生育与生产是人类生存中的两大要素，两者关系密切，对社会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生育不同于其他事情，犯不上争英雄；生产有规律可循，来不得大跃进。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育宜尊重个人“生育权”，但应有所节制；生产以市场为主导，同时适当干预。一句话，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保障加强了，养老就没有后顾之忧，天下就安宁，社会就能健康、协调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