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

（一）

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时候，我的外公九岁。那一年，他童年的天空很灰暗。事实上，他的童年一直算不上明艳，因为打从他记事起，日本人就闯进了他祖辈一直居住的土地，在这里燃起了硝烟。不过九岁这年，外公的母亲去世了，留下了他与没什么本事的祖父。失去了母爱的童年，飘荡着硝烟的天空应该是愈加灰暗的吧。

没过多久，祖父续弦，新来的那个女人是个寡妇，给外公带来了一个六岁的兄弟。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叫做苦难阻挡不了时间。新祖母待外公不错，还很有几分魄力。在一个热烘烘的黄昏，她给祖父倒了一杯黄酒，就这样，在她的鼓动下，十岁的外公上了学。

日本人的殖民地，学校被侵略者的军队所控制，施行的是西学，而且要学日文，在日本老师的课上，也要求说日语。脑袋聪明的孩子，上学不会哭，外公就是这一波幸运儿。上了半年学，考了年级第一，数学还得了满分，留着小胡子的日本老师给他发了一个本子两根铅笔。外公红着脸，深深地鞠了一躬：“阿里嘎多扎以马斯！”

世界上也有一种苦难，叫做幸福留不住时间。

回到家，外公分给了自己的小弟弟一根铅笔。小弟弟看见漂亮的本子，伸手要。外公只有一个，自然不给。弟弟哭闹，外公一撇嘴：“有本事，你也拿个第一呗。”弟弟愣了愣，继续哭闹，不再哭着要本子，而是哭着要上学，这一哭便是一整夜。

第二天，祖父抽了根烟，把外公叫道跟前：“你大了，家里的光景怎么样，你也看到了。虽然，老二不是你的亲弟弟，但我也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儿子，所以我对你们应该一视同仁。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读书郎，这样吧，你回家吧，也别念书了。”外公低下头，不说话，默默地把怀里的小本子搂得更紧了些。祖母看着不忍，拉了拉祖父：“当家的说什么丧气话，等家里光景好起来，让老大和老二一起上学。”

有日本人在，家里的光景怎么会好起来？家里越过越穷，十二岁的外公去药店当了学徒。当家的师父不愿教外公真本事，只让他打杂。他便每日与黑黢黢的罐子炉火打交道，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时，就捏着鼻子吃上一大把熬过的药杂子。偶尔想起枕头下的那个小本子，便抹上几滴眼泪。

外公从不打我，哪怕我再调皮，不过当我逃学时除外。

（二）

一九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日本人走后，家乡人依旧水深火热。大姨已经上了小学，二姨也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外公在外工作，常年不在家，外婆煮了两碗粥，其实是一碗，不过分成了两份，便出门忙生产去了。二姨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依旧是饿，便舔了舔大姨的那份，还是饿，就又舔了舔……大姨放学回家，看见空空的一只碗，又看了看一旁嬉戏的二姨，抹了抹眼泪，便上学去了。

现在，大姨快六十了，身体一直不好，据说是小时候给饿的。我在大姨家寄宿了九年，大姨对我很严格，有一条家规我至今记忆犹新：不准浪费、不准剩饭，一粒都不行，掉在桌子上的米粒都得夹起来吃掉。

日本人走后，三年自然灾害终于也走了。家里还是穷，但一家人总算能吃上个半饱了，有时候还能吃上香喷喷的炒油饭呢。但油饭不是大姨二姨能享受得到的，只能给年幼的舅伯和妈妈。

有一天，外婆炒了一碗油饭，照例分成了两个小碗。嘴馋的妈妈趁着舅伯去上厕所的时候，把两小碗炒油饭都吃了。舅伯兴冲冲地提着裤子回来的时候，只看到妈妈真用手抓着他碗里仅剩的几粒小油米。舅伯一脚踢飞了妈妈的小凳，妈妈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外公回来看到这一幕，不由分说地给了舅伯一巴掌。舅伯哭着跑出了门，一下午没有回家。

黄昏的时候，妈妈拉着外公，在河边找到了舅伯，外公两只手牵着自己的一对子女回家。一路上，一家人无话。

从那以后，舅伯对妈妈特别好，去广州读书的时候，给她一个人买了双全村人都没见过的高跟鞋。

（三）

九九年，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过了几年的传播，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家乡人都开始买卖私房。公家想卖掉外公现在住的房子，外公不想搬家，需要六千块购房。彼时，外公外婆已经下岗，妈妈离婚后，与他们住在一起。当时，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五十块，看着头发都白了的外公外婆。妈妈一咬牙，向朋友们借了五千块，外婆又拿出一千的积蓄，买了房。

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嘴特馋，但因为家里的原因，零花钱总是零。同桌是个成绩不算太好的女生，她每天都有一元钱零花钱。就这样，我把作业给她抄，她便分我一根辣萝卜丝、一把方便面或者一块椰子糖。

放假，去同学家看动画片，他在吃来一桶。那一天放的是湘北打翔阳，我不记得剧情，只记得来一桶的香味引得我不停地往肚子里吞哈喇子。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每周吃一次泡面，抽屉里总是有零食。没有原因，只是习惯了。

上了初中，家里还是没什么变化，但我却步入了青春期，自尊心开始变大。因为脚上穿着的布鞋，基本不太敢和女生说话或者去篮球场上打球。还有冬天，我那老式的旧棉袄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一般到了学校就把它脱掉，只穿里面看起来比较新的花毛衣。

结果，那一整个冬天我都被冻得直流鼻涕。自此，我染上了鼻炎，关于那件旧棉袄的记忆便如鼻涕会在每个一个冬季准时到来。

（四）

去年年末，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玩游戏。游戏的名字叫“有木有”，即你说一件你做过的事，其他没做过的人就得喝酒，或者你说一件你没做过的事，其他做过这件事的人就得喝酒。几轮过后，大家的脑汁基本都搅得差不多了。这时轮到二杰，二杰想了半天，憋出一句：“我不是处男了，我做过那个。”

沉默了几秒，大家一阵爆笑，女生都红着脸地下了头。我和几个人笑过之后不好意思地举起了杯子。那一晚，大家兴致很好，喝得很多。

散场，大明拉住了我，说简哥我们去个地方，我说好。

我们来到了红灯区，可惜大明也是在二杰那轮举过杯的，和我一样不折不扣是个初哥。在一家灯光昏暗的按摩房前徘徊了半天，借着几分酒劲，我带着大明进去了。

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留着黑黑的齐刘海，瘦瘦的女孩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看见有人进来了，她变起了身。她的表情很漠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率先开了口：

“做不做？”

“这边是个什么价位？”

“做一次，150，做不做”

那女孩一直漠然地盯着我，我感觉很不自在，大明在旁边也插上了话：

“你们这都有什么服务？”

“就是做。”

“能口不？”

那女孩依旧是冷冰冰：

“口加做，一共300，不过口得戴套，做不做？”

“我们只口，不做行不行。”

她把双手合拢，放在了胸前：

“不行，你们做不做？”

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了一个穿红棉袄的黄头发马尾女孩，低下头，用卫生纸擦着自己的鞋子。

我便开口：

“我们这有兄弟两个，你们这还有其它妹妹么？”

“就我们两个，150一位，做不做？”

里屋的帘子又动了动，出来了一位还不到我肩膀高的秃顶大叔。他匆匆看了我们一眼，便出门了。

我顿时意兴阑珊，酒也醒了一半。大明还欲说些什么，我拉着他出了门。

（五）

大四，最后一个寒假，压岁钱特别多，日子也是前所未有的糜烂。

一觉睡到中午，打的，酒店，和兄弟们不停地举杯。在洗手间，把刚吃进去价格不菲的酒肴连同腥臭泛黄的胆汁吐得一干二净，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世界昏昏沉沉的，怎么也认不清。下午和同学们在茶庄抽着烟，点上一份喝不出滋味的人参乌龙或铁观音，打着牌，聊起这个女孩那个女孩，磨磨叽叽地又混了一下午。晚上依旧是喝，喝完后，东倒西歪地去了洗脚城。点了一份按摩或者保健，头痛得厉害，但是仍忘不了要调笑一下相貌不错的打工小妹。

回到家，已经是十一点，爸爸还在等我，没有睡。强打着精神，端了盆洗脚水，路过厨房，看见桌上的罩子里有许多菜，这才想起来已经有好几天没在家里吃饭了。瞄了瞄正在上楼的老爸，发现他的背有点驼，我突然有点想哭。

（六）

二月底，考研成绩出来，落榜。

呆呆地在书桌前坐了一下午：要找工作了么，要赚钱养家了么？

蓦地，有些迷茫，又有些清醒：

我很贫穷，甚至比那时的外公、大姨二姨舅伯妈妈、自己的小时候都还要贫穷，只是我自己一直都不清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