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的记忆

山之记忆

当我要描述故乡开原的时候，记忆里首先出现的是两条长长的绿色山脉。像长城一样的两条山，一条在南，一条在北，山脚下和山的臂弯里座落着大大小小的自然村。那些个村子不知住了多少年代，也许有山的时候就有了村子吧。这事是没人讲述的。它们依山而住，随着山形逶迤绵远而去。我不知道那山的绿带最终飘向哪里，但我知道它的主脉是来自长白山，被称为丘陵，最高峰也不过几百米。南山的最高峰叫南大台子，北山的最高峰就叫北大台子，是因为它们曾参与了很久以前的日俄战争，分别做过两军对阵的炮台。现在那山顶上还能看到浅浅的战豪呢。

我的故乡就在北山下，有个小地名叫砬子底下。据说原始第一户人家就是把房子盖在了有石砬子凸出的山下而得名的。石砬子在村的最东头，所以人们至今还习惯称第一户人家为“东头”。如果有两个人见面打招呼一个问“去了哪里？”另一个要是回答“东头”。不用再打听就知道去谁家了。

村子身后的山，除了有东头那么一大块砬子，其余都是植被很厚的。山的底子是很黑很黑的土，满山树木狼林。春天，大山就像刚刚出壳的鸡雏，浑身长满绿茸茸的嫩草。早起推开窗门望过去，你会惊讶你从来没有见过它似的，你会怀疑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地里冒出来的这么一座崭新的山.只有那微微泛红的达子香花，还有那开满粉白色花朵的山杏树飘来的馨香还似成相识。

夏天，那些树木狼林就可以用“繁荣昌盛”来形容了。满山的绿已毫无章法，浓浓厚厚的可着劲地长，像要有意掩蔽某些生灵的秘密似的，人们把这个季节叫“树叶关门”。秋天，所有的树木开始各行其事，分别穿起红、黄、紫、绿、褐等等好看的外衣。人们喜爱地称其为“五花山”，可想其美。冬天，寒来千树薄。树木们不知想到了什么，统统裸露着身体、寸丝不挂地在雪冻冰寒中又做起了春日的美梦。

人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挨饿的年代是山养育了村民们。二哥回忆童年的时候讲，那时挨饿，家里没有可以做饭的食物，他和大哥还有许多大点的孩子们就上山采山菜。初春，山菜刚刚冒芽，他们就开采了，蕨菜、猫爪菜、山菠菜、山白菜、刺拐棒……。可是尽管山上可以采的山菜样数很多，他却怎么也采不过哥哥们。每次下山，哥哥们的筐里都是满满绿莹莹的山菜，而他却只采了一个筐底。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二哥发现他渐渐地也能和大哥们采得一样多了，也是满满的绿莹莹的一大筐一大筐的山菜。他早把小筐换成了大筐。他非常高兴和自豪，以为自己长大了。他说他不知道，哪里是自己长大了，而是山菜长大了长多了……听二哥讲这些趣事的时候，心里是酸酸的。

哥哥们不光上山采山菜，他们也采蘑菇，榛子还有各种野果。他们还要上山打柴禾。那时山上的野果真多，各样的野果都被冠以“山”字，山葡萄、山梨、山杏、山里红、山托扑、山奶子……

我从小很笨，不上山。不上山的原因可能是头上有四个哥哥，他们把家里需要的山货能统统不费吹灰之力搬到家来。还有我上山也采不到什么东西，我最怕蛇，而偏偏每次上山都会很巧的碰到蛇。我总是跟在伙伴们的后面，当然是什么也采不到了。

采榛子的季节最辛苦。大约在阳历的九月份，夏末初秋，余热没退，人们上山还必须穿长衣长裤。采榛子要到很深的棵子里，榛子棵要长到二年以后才结榛子呢。年头越多的棵子结的榛子越多越饱满。那时村里都烧柴火，柴火的来源也是山上的各种草木。离家近的树棵肯定保不住，都被充当了柴禾。所以采榛子要翻山越岭，走很远的山路，趟很深的树棵。人们的脸上常会带着被荆棘刺莽划伤的痕迹。有时不小心还会误闯马蜂窝，被蜂蜇是常有的事，弄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有一种叫“地雷蜂”的野蜜蜂被它蜇了就会丧命。经常听到某某村某某人被蜂蛰死了。我小时候上山就被蜂蜇过，满头满脸肿得跟个葫芦似的，我有幸没死，一定不是遇到的那种“地雷蜂”。

小时候秋天的记忆就大多是砸榛子，确切说是砸榛扑落，就是包裹榛子的外衣或说不好脱落的榛子。榛子采回来要在房子上晒一个时期，晒干的榛扑落用棒子轻轻一敲，圆圆的褐色的榛子果就脱出来了，剩下的扑落是不太成熟的，但干了以后也是很香的，就留给了小孩子做零食砸着吃了。

现在不同了，所有的榛子都能很容易脱落，不掉的可以用水煮，因为榛子的价格如同珍品。几十元一斤。

此时的山早分到个人的手里，每家有自己的山，但不是山山都可以结榛子。有钱的人就可以承包山，买山，然后养榛子棵。榛子已经不是所有乡民可以随便采的了。开原人却因此而发了榛子财。很多乡民，在农闲季节就开始经营榛子买卖。榛子已经卖向大城市，现在在开原城里和沈阳城里随处可见写有“开原榛子”的招牌。开原榛子有自己独特的包装，有专门嗑榛子的钳子。榛子成了开原的代表特产。

打柴禾是山里人家的又一道风景。冬天，大雪封山，农民没有太多可做的事。家里有男孩子就很沾光，就像我家，哥哥多，他们很小就随父亲上山去打柴了。寒天冻地，山上的植物就被冻脆了，镰刀砍上去比较省力气。

砍柴的头天晚上，父亲和哥哥们要事先把捆柴的钥子拧好。在灯下，把那种特殊的藤条一头坐在屁股底下，剩下的整个藤条身体就在父兄的手里被拧成蛇一样柔软了。拧钥子可是技术活，不是正经庄稼把式拧的钥子一捆就断。第二天父兄们就背着那钥子踩着雪上山了。天黑的时候才会从山中走出来。冬天的每一天他们都会背回小山一样的柴禾。一个冬天就背回了几座山似的柴垛。

记忆里，冬天的黄昏的乡路上总有弓着腰背着柴禾山的老乡，呼扇呼扇地从面前而过。他们的衣裤都是补丁摞补丁的，手里有时可能还会提着为孩子们捡到的干果什么的。面容没有愁苦，与人打招呼是乐呵呵的，有时还会告诉没上山的乡民们在山顶上遇到的趣事，像什么野兔子被老鹰撵了，或者谁谁捡到了野鸡啦等等。我的哥哥们就在山上打柴的空隙抓过山兔和刺猬。在那天荒地荒人的胃里也荒的年代，能有那些野味来吃无疑是赶上过年了。

当年有个沈阳知青，在他离开村子回城的时候，很感慨地说：“我闭上眼睛也能把砬子底下的所有山沟摸得一清二楚。”他历数着：头道沟、二道沟、狼尾巴沟、葫芦头沟、东沟、西沟、柴禾沟的时候，念念不忘在哪个沟里逮过山鸡、野兔，在哪个沟里被镰刀砍伤了手脚……

山养育了人们，也让人为它吃了太多的苦，付出太多的血汗。在它的怀抱里时可能要诅咒它，而一旦离开它，又会有太多的依恋。

顺着我家的房西向上走，路过层层的梯田，再向上的山顶是一片落叶松。春天的时候，落叶松的枝头就会泛起翡翠色云雾，与蓝天白云相连接。我曾经很得意地将它形容成是“翡翠色的云霞”。松下铺着厚厚的松针，踩上去软软的。我和哥哥都曾坐在那里读过书。有风的天气，落叶松首先发出“呜呜”的呼啸，哥哥告诉我那就是“松涛”。松的附近蒿草中有一个白蘑圈。就是有一片草棵子里专生长一种很贵重的白色蘑菇。那样的蘑菇，要是找到一颗，你就回转身转圈，准还能找到许多。有一次被我发现了，我收起正看得起劲的长篇小说，就采起了白蘑，我越采越多，越采越多，开始用衣襟兜，可是到后来我简直不知道用什么家什来盛了，就回家去找筐子，我要向妈显白一下我的能力。我刚刚往家走的时候，就碰上了一个我叫他姑父的老头，他提着个小筐很惊讶的样子简直要把我吃了。他说：“你是怎么找到这蘑菇的？这白蘑圈是我发现了好几年的！”那言外之意：这白蘑本属于他的。我说，我也发现了好几年了。他举起大手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说：“这孩子，嘴还挺硬。”就是吗，山又不是你家的，怎么蘑菇圈就是你的了。

可是我还遗憾，我回家再拿来大家什也是没我的份了。我还不明白，这老头怎么知道蘑菇会在今天生出来呢？我忘了那天是否有雾了，家乡人都说早起有雾就会有蘑菇。我眼睁睁地看着那老头去采我发现的白蘑。以后我再没有采过那散发香味的洁白的蘑菇。想必，都被那个姑父采去了。当这位姑父不在人世的这许多年，那白蘑圈又归了谁了呢？

对山的回忆是无尽的，我还没说山里的各种野花呢。那粉白的芍药，紫粉的石竹，紫灰色毛茸茸的耗子花，洁白的玉竹，还有各色野菊，红红的山姑娘，紫蓝色的马莲花……它们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安静地睡在雪里，其余春、夏、秋、三个季节都分别活跃和丰满着大山的记忆。

还有紫菀花，地丁花，蒲公英花，火红色的百合，它们都被我写进过文字里，尤其那火红的百合，她留下了我与父亲之间最美丽的记忆，所以与我像有了亲戚关系，比其它花更近了一层似的。

小时候，常常想，要是顺着山走，会一直走到哪里呢？山的尽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山的后面又会是什么世界呢？长大了我仍然没弄明白山的尽头到底在哪里。但我知道了山的那一面还是山，在山与山之间的平坦地界上还是住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村子。

其实把两条山说成长城和绿带，不如说是两道长长的绿色屏障，它们遮挡了我的目光，望不到南山后面的西丰县和北山后面的昌图县。这两座一直被我论“条”来称呼的山，不能代表全部的开原。况且开原还有太多我没去过的山，像开原境内被赵本山一遍遍描述过的象牙山，那可能是开原最美的山。山顶有白色的石头形如象芴，挺拔昂矗于天低处。我没有机会去攀登过。

水之记忆

在两条长山的中间地带，除了一片种啥得啥的肥沃良田，还有一条河。这条河不是天然河，是上边的水库放水的河道。它从我们村前经过，流淌不远就与另一条叫寇河的河相汇了，它们最终要流向辽河。

上边的水库大约修成于五十年代。水库的这头是我们南城子村，那一头就是赵本山的家乡莲花（孤榆）了。“君主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莲花乡就在水的上游。哥哥们小时候，自做冰鞋，把两块木板锯成与脚等长，再在板的另一面盘上铁丝条，用铁钉固定，钉帽正好用来做冰鞋的刹闸。冬天，他们常常脚穿这样的冰鞋从冰封了的水库上滑冰去莲花购物。我们家与莲花相距几十里，走冰路去莲花就像跳一场冰上舞蹈那么畅快吧。可惜我们女孩子不会穿冰鞋滑冰，我们顶多是两脚一前一后在冰上打一下滑刺溜而已。冰面如镜面，平铺几十里，只是这面大镜子照出的是冰层另一面的景色，隔着透明的冰面能看到冻在冰层中间的鱼。冬天的水库造就了许多这样精美的琥珀。

夏天水库是我们村孩子们的乐园，所有孩子都很有水性。水库正中间有一座探头山，孩子们就把那座山做为彼岸与此岸的距离坐标，常常比试看谁能一口气从此岸游到彼岸。这不光比水性，也是赛体力。我的四哥就能毫不费力地往来于那山岸与水岸之间。他的水性好在方圆几里的村镇上是出了名。传言说，老王家的老四可以躺在水库里的水面上看书而不会湿了书页。四哥曾经就在水库里硬生生抓过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这不是一般男孩子能做到的事。他说那条鱼是被他在水里追乏了，一头钻进石缝里被他钳住的。

水库年年要在汛期放大水的流量，那浑漭漭白亮亮的大水横村而去的气势很壮观。不放大水的时候，河道里也是常年不断水的，浅时没脚脖，深时也到膝盖了。我们村的孩子每天上学要经过这条河，浅时有石头露出水面可以踩过去。深时就要挽起裤腿趟河了。不然，就要从水库绕道去上学，小孩子不怕多走路而是喜欢玩水。我们村的每个孩子都有塑料凉鞋穿，就是为了趟这水路。但是男孩子就不同了。他们绕道走是另有趣事。我就亲眼见过三哥四哥从水库放水的闸门口处往水里跳，再从那水扎起的翻花处出来，那动作相当危险。那闸门口处的水流速度是肉眼看不见的，人跳下去，倏忽间就没影了。他们在那里跳水不光为了好玩，还有个目的——偷鱼。水库里的大鱼通常会被出口水的急流卷出来，它们就在翻花处蒙头转向地不知所措呢，水性好的孩子们就会伸手可得。哥哥与同学伙伴们暗自商量好，有人跳进去摸出大鱼往岸上一丢，岸上的那一个拎起鱼就上山了，剩下水里的这一个要从另一边上岸，水库负责管理的人员不知先追哪一个了……

我也喜欢在水里玩，也常常随伙伴一起去水库游泳。但说我们游泳不如说洗澡，我们从不能游的太远。只是敢于下水，并下到水里就能飘起来。从小就玩水，在小水泡里扑腾，长大了到大水里飘着，水性并没有见长，只是胆量大了。水养育了我们童年的快乐，我们是扯着水的衣襟长大的。

家乡不是渔村，但会有幸常常吃鱼，所以，我们村的人都很会做鱼吃。南城子水库的鱼好吃是全省有名的。夏天水流量大的时候，被大水流裹挟出来的大鱼很多，人们纷纷拿上镰刀、齿耙到河里砍鱼。全村人大小出动，像一场战争，热闹非凡。因为水库这时也会大量出动保安人员力阻。这样砍鱼很危险，水库负有责任。这和上面说的哥哥们“偷鱼”是一样的性质。

水库下游的居民沾了水的光，利用水可以种水稻。每年农历的四月，北方的气温还余寒未消，人们就开始下水插秧了。我曾参与过家里插秧这样的农活，非常辛苦。不用说要卑躬屈膝劳作在水里，就是那拔凉拔凉的水温也足够女人受的。穿上水靴在水田中的泥里行走简直就是跋涉，身体弱的人来回行走于泥水中比戴上脚镣还沉重。我就常常带不动水靴，只好光脚于水里。我常常为此力劝母亲不要种水田了。我每年帮母亲插秧都似服刑一般的感觉。

现在听说水库把水卖给了与我们隔着两重山的昌图县，往下游的水源断了，乡民们将种了半个世纪的水田毁为旱田。从此不再受插秧之苦，也从此没有了大量的稻米可以吃。好在如今是商品社会，想吃什么就可以买到。只是种玉米不如种水稻的经济效益高。得与失总是不好评判。

对水最惊心动魄的记忆是九几年的发大水。是九六年还是九七年记不清了。那年的八月份，四哥四嫂领着小侄回家来，在砬子底下的二哥家。那场大雨下的只一天一宿的功夫，山洪滚滚，河涨桥断。我和四哥他们一家被隔在了二哥家。不知第几天了，天总算晴了，我和四嫂着急回自己的家，二哥挽留不住，四哥去了十五里外的威远找三哥去了。临走他还嘱咐我们，没有他回来接，千万不要动身。

我和四嫂领着各自的孩子，非走不可。四嫂不懂水情，路上碰到乡邻劝说：“可别走了，南河的水都蹲裆了。”

四嫂问我：“什么是蹲裆啊？”我说：“没事。就是水能没过腿根。”二哥尽管一直跟随我们，可是他的腰受了伤，并不能帮我们。我和四嫂分工：她背着我的女儿，我背着她的儿子。女孩身体轻一些，怕四嫂没见过这阵势晕水。南河即是寇河。宽宽的河，白亮亮的大水，我看四嫂真有点晕呼呼的啦。她一手扶着背后的孩子，一手扯着二哥的衣襟，晃晃悠悠地涉过没腰深的大水。我却没有丝毫害怕，这得感谢小时候识水的底子。那一次的险，至今想起来还后怕，当我们终于过了河走上桥的时候，才看到原来桥已断得只剩引桥那段还有一丝像刀背一样窄的石头坡了，坡上的土还在一缕缕地滑动，那坡下桥墩下的水深无底。大人可以三步两步迈过去，可是两个六七岁的孩子怎么办啊。

可是让我们感动的是，俩个孩子却丝毫没有表现惊慌，他们在对面陌生人的帮助下，也像大人一样三步两步就飞跑过去了。我和四嫂差点要惊呼万岁了。四哥对我们的勇敢也表示了不可思议。他问了好几遍：“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呢？人在险境中，自救是生命的本能。

母亲讲过五一年发大水，眼看着大水要淹没整个村庄了，父亲最先背起了他的瞎子伯父冲出去了。等他再回转身来救他的妻子和一岁的儿子时，却再也回不去了。我的母亲正抱着孩子不知所措，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个子邻人，他自己没有孩子，他却连抗带挟带了同院里的好几个孩子，还招呼我母亲拽着他的衣襟趟过了眼看没顶的大水。母亲说，当村里人站在后山上的时候，那大水已南山至北山了。漭漭大水啊，浑黄一片，所有的房子、树全没影了。很小的时候就常听大人们回忆那段天灾，有个叫李林子的村子，整个被大水冲走了，那个村子有个小学校也整个的被冲走了……

对水最痛惜的记忆我已写在《家门前那条小溪》里。我家门前那条清清的溪水，它汇聚了无数山泉，流淌了不知多少个世纪，就因为近几年山上大片量被开垦成田，植被被破坏了，它在2000年后彻底干涸了。它的身影只能裹挟于夏季爆发的山洪里，山洪退后，它也不见了。

有个叫海的同学，他娶了我们班叫英的女同学为妻。是被同学们羡慕的“初中生恋爱成功”的典范。

不知道为什么，英后来得了精神病。我从北大荒回来时她就有病了，我见到她时，她表现得并不明显，她不但认识我，还能记得我上学时和现在的样子的胖瘦区别。我就想她并没有精神病。现在知道她患的是精神抑郁症。她后来终于自杀了就是证明。

她抛下一双儿女和同学丈夫，独自解脱了。海又当爹又当妈地领着孩子过着很凄苦的日子，在一次施工的意外中又把腿砸断了。生活上的无着，可能让海彻底绝望了。有一天，他把俩个没成人的孩子叫到跟前交代了一番，他说，爸爸不在了，就会有人管你们俩了。不知他把那希望寄托给了谁？也许是政府吧。他雇了一辆驴车说要去水库散散心。在水库岸边，他打发走车主，自己往怀里绑了一块大石头就扑向了深水里……

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碰到过我的同学玲，她说她老公（也是同学），正张罗着要搞一个同学会，为的是集资帮助一下海同学。那次我才知道英的离去，海领着孩子过着艰难的日子。然而，遗憾的是同学会还在张罗中，海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这给同学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痛悔。

这是水留给我的最悲凉的记忆。

村之记忆

我来到鲁西北平原以后，才知道我们辽北山村的村庄分布是很特别的。一个村要分几个自然屯各自独立居住，不像平原地区村子里的居民都集中住在一个大村庄。我的故乡砬子底下就是南城子村管辖的一个小自然屯。我们屯离山最近，房子都是依山而建，从沟里散落到沟外，没有一定的规矩，房子与房子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好像是孩子们玩的积木从口袋里随意撒了出来。绝没有深宅大院，一家一处房子坐落在矮矮的短墙里，连大门都是透明的。赵本山歌里唱的：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河流。很像我们村。

改革开放以前，生产队没有解散。队部是一个长长的大筒子房，南北两条大炕，社员（村民）们早上上工首先来到这个队部，听从队长的分配，一个生产队农活是很多很杂的，所有的社员不能都干一样的活。那时的村民很厚道，不讲价钱。他们习惯了劳作。但有人会磨洋工，离开队长的眼皮子底下，干活如同老中医号脉，气定神闲的。好在东北的土地一年只种一茬庄稼，卖不卖力气，一年四季也就那么多的农活，努不努力种都是汗涝保收。大锅饭就好在大伙能慢条斯理地混。你穷我也不富裕。肩膀头永远一般齐。

干活磨洋工，就有许多农活留在了半个冬天来做。那时叫“夜战”，场院里一堆堆的玉米还带着皮。男女社员夜里集中在场院里，扒玉米，装玉米囤子。这活最少要干大半个冬天。半夜收工了，生产队还预备夜餐，就在队部的大锅里熬小豆腐，煮高粱米饭，那是最具东北特色的饭食，村里好多年吃不到这样的饭了。

那两铺大炕永远都烧得滚热，南炕的炕梢永远住着一个叫老合的人。老合是弱智，无家无业的，生产队照顾他，给他提供住处，安排他做些轻闲的农活，比如在田边地头看小鸡什么的。他还是队上的义务通信员，队里需要让村民知道的事都由他通知。老合通知也很特别，是奔跑于村街上一路喊过去，反复几遍家家户户就都听到了。

生产队有一块田离村子远，到那块田里做活要过那条寇河。早上要早早起床，天还很黑就坐马车出发了。怕误了妇女们做早饭，要让老合凌晨起来在村街上跑着喊：“烧火啦——烧火啦——”，小时候常常被惊醒误听为“着火啦——着火了”，非常害怕。我常常很钦佩老合，半夜深更的，全村都在睡觉，连狗都睡着了，他一个人走在黑咕隆咚的街上怎么就不害怕呢？那满山的萤火虫还有山中年久的糟木都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我们总怀疑那其中也有鬼火。

老合虽弱智，但他却懂二十四节气。每一年的春节啊，打春啊，立夏、立秋的等等节气他都能很准确地预知。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混沌生太极，他的某些潜质也许是与天在沟通呢吧。

我向来反感某些戏剧或书本对农民形象的贬损，我觉得我的老乡不是书中写的那么愚钝。不会有人用懵懂的眼神面对外来的人问：“现在谁是毛主席？”或者：“长城修完了吗？”这等蠢话。不是赵本山小品中戏谑得那么土，也不是《乡村爱情交响曲》里描绘的那么洋气。他们大多都很幽默，日子再艰难也常常听得到乡里乡亲互相诙谐的逗哏与调侃。他们有时也可能很狡黠，这些都属小农意识，不伤大局。东北农民的憨直、爽快是毋庸质疑的。他们的性格就像他们的民居一样，疏朗散漫而一览无余。

生产队门前有一个大水泡子，圆不圆方不方的，泡子里盛满墨绿色的臭水，浓绿的看不见底。那臭水泡子是生产队用来沤苘麻的。处暑过后，长在地里的一大片苘麻就被全部割倒，一捆一捆的扔进臭水泡子里。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苘麻沤好了，捞出来晒干，苘麻的皮剥下来就可以搓绳子了。苘麻杆儿就一捆捆的分给了各家各户用来做火镰点火。有句俗话“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就说那麻杆儿的细弱无力。一根火柴不能点着一根柴禾，但足以点着几根麻杆。

村里有个老地主，矮矮胖胖的，总是穿着很干净的衣服，戴一顶很规整的帽子，不管是棉帽子还是单帽子都永远那么挺括。他从不多言多语，面容总是平和的，所以他的模样很慈祥。他会纺绳子。他在村前的街道上摆好那个木架子，木架子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是用来纺编绳子的，它已被绳子磨得油光澄亮。那个老地主慢条斯理地纺着，绳子在他手里被扯得老长老长，绳子粗的似小孩的胳臂，都叫那绳子“大傻绳”。大傻绳是拴车、拖捞柴禾的必备之物。小时候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地主并不干重活呢？还有一个地主，他和纺绳子的地主是哥们，他也不干什么体力活，而是成天背个粪箕拾粪。见了人也总是笑呵呵的，那谦虚和蔼的面容一点也不像个地主。

村里还有一个神秘人物，他可能是个老军，是什么军队的不知道了，我想可能不是什么正派部队。都说他和阎锡山好像有什么瓜葛。因为他有一个和阎锡山差不多的名字——阎西州。他住在村子最后边一个很小很小的石头房子里。那房子在冬天里四壁透风。夏天也是凉森森的，因为房子是贴着山根盖的。这个老军说话是外地口音，总是披着一件黄绿色的军大衣。面容白白的，挂着两绺稀疏的胡子。我们小孩子常好奇的看他，他从不讨厌我们。他的手很脏很脏的，只有中指和食指的第二节以下是白的，他每次做饭只用这两个手指淘米。一个碗大的铝盆，里面盛着大米或者高粱米，用小瓢舀上点水，然后就用那两个指头伸到水里搅一搅，米就可以下锅了。

老军有文化，会写毛笔字，认识许多字。他如果看见我们写的大楷，就准认认真真的挑毛病。他的外地口音就成了小孩子们常学的噱头了。没见过他有任何亲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苦恼和忧虑，没有任何人管他。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军的背景。我们村里的百姓我想是很厚道的，因为我从没见过和听说过有谁欺侮他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后来，改革开放了，许多事情都变了，那个老军被谁接走了也无从知道了。我在这里记下他，也是对这位孤独者的一种纪念吧。

村子的前边放着一个大碾盘，白色的石碾，小时候觉得它老大，那是我们女孩子弹石子的地方。我们有六七个女孩子，常常坐在上面玩翻手绢和弹石子。村里有个很老很老的老头，据说他是关里人。说话垮声曳调。永远穿着一条大免裆裤子，双腿弯成O形，走路拖着鞋底摩擦声，他常常和我们抢这个大碾盘。他坐在大碾盘上，下巴拄着根拐杖，眼神定定地看着一个地方，也不知他在想啥？当我们风风火火地结伴跑来时，要是看见他正坐在碾盘上，就像心里落了一块石头那么犯堵。

小时候听老年妇女谈唠他是在老早年闯关东时落到我们村的，一个光棍汉无依无靠。村里某家的年轻妇女心肠热，收留了他。他从此就吃住在了这家，当然挣的钱连同他的一把子年轻的力气也都奉献给了这家。当然也就与这家的妇女有了微妙的瓜葛。后来老了，才分出去娶了一个与他同样老的孤独老太太相依为命。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拉帮套”的故事吧？我来到鲁西以后曾经有人问我：“听说你们东北竟有拉帮套的是吗？”我也毫不含糊地回答：“那些拉帮套的男人大多是你们关里人。”他们就不再言语了。我刚刚学写作的时候，就把那个关里老人和大碾盘相联系写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我怀疑他的人生一定与大碾盘有着某种情结。小说并没敢投出去。记在这里也是一种纪念吧。

秋深季节，家家户户开始积酸菜了。酸菜是东北人家的家常菜，那猪肉炖粉条的大菜里的主料其实还是酸菜。事先把园子里的白菜一垄垄的放倒，让阳光晒一晒。然后把残叶部分打扫掉。在锅里用翻滚的开水焯一下，再用凉水透透，就一层层码到大缸里。每码一层就需要家里的男人站到缸里的菜上踩一踩实。积酸菜就跟淘黏米一样是村里最重要的家务活。这两样活是需要男女配合的，只有这时我才能感觉到父母的和谐。

淘黏米要在腊月里，粘黄米、粘大米、粘高粱米，用水淘洗两遍，不能洗的次数多了，会伤水。伤水的黏米不好吃。将淘洗过的黏米控干就可以磨成面了，要用大大的盆和面、发面，人多的家庭要用小缸。这是力气活，需要男人有力的大手。这也是记忆里父亲唯一帮母亲做的家务活。

做粘豆包的时候，妇女们联合起来，做完你家做我家，三个女人就一台戏，何况是很多妇女聚在一家呢。她们可以推心置腹地说自家的事，可以张家长李家短的讲评别人家的事，也有人能彪呵呵地说些荤笑话，只需几天的功夫就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把全村的粘活做完了。那是人们一个冬天的干粮。一锅锅的蒸，一锅锅的冻，冻好的豆包就装在大缸里。做粘食的人家天天大烟小气的。外边寒天冻地，屋里热气如云，即使关着门，也能从门缝里挤出一缕缕的白气。冷热气相交，门框四边就结了层层薄冰，一开门“吱吱”“嘎嘎”的响。哪个孩子跑进跑出的，背后都会跟着声声吆喝“关门！”“关门！”

女人的手也被粘面泡得雪样白，豆包在她们手里被团得光润圆巧。粗粮细做，不光是要把粗粮参在粘米里一起吃好下咽。也体现在女人细腻的手工上。比如玉米面烙煎饼，比如把玉米和高粱米泡成酸米，然后磨成面压馇子吃等等，就像她们的人生虽粗糙贫苦却要活得鲜亮而饱满。

粘食蒸出来要邻里们互换品尝，有时只需隔着矮矮的墙头就能东家递上一碗，西家递上一碗。不知为什么？豆包和大豆酱一样，每家有每家的味。同样的米同样的豆同样的做法，味道却有区别，人们说，是人不同，和面、发面的手法就不同。就像乡村的四季，都是春夏秋冬的过，可是却总会有些五彩缤纷的故事发生在个别的家庭里，留给村里人茶余饭后的嚼舌、讲古。

东北女人爱洁净，无论住的是瓦房还是土屋，都一样的窗明几净。她们最讲究锅台灶脑的整洁。锅台就是东北女人的脸、皮肤，走进东北民居首先要看到和接触到的就是锅台，一个家庭是否干净一看锅台就一目了然了。所以锅台的洁净马虎不得。其次是被格，被子每天早起都不厌其烦地叠落在炕柜上边。无论日子过得穷富，被格永远叠得刷齐。被格的中间还要插个鸡毛掸子。过去年轻人相亲家长都要看看彼此家的锅台、被格这两个地方。其次是看柴禾垛，有大柴禾垛的人家是勤奋的人家，柴禾垛堆得整齐不漏雨，就是正经过日子的庄稼院。

现在很多乡村里的事物都消失了，像小时候夏季里的棒槌声声，像老太太们嘴里叼着的、足有一胳臂长的大烟袋，还有冬天里家家户户的土炕上那煨着红红炭火的火盆，这些都已经成了绝版的记忆。

小镇之记忆

叫镇的地方一定比村大，也一定比城小。我对我们镇的最初认识是念小学时来镇里开运动会。威远镇的南面有一个能容得下全镇十七个村一起开全民运动会的大广场。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运动会仍然在这里热热闹闹的召开，每年六月里都有这么几天，威远人像过节一样。那时感觉镇上的人挺多，街面比村子繁华。房子也比村里好。小镇是我最初看到的大世界，它离山较远。

后来读初中和高中（十年制）也是在威远中学，威远在开原县排第九区，所以这个中学也就叫九中。在小镇的东南方向。中学很大，有四五座长长的教室。现在已换成一座教学大楼。现在的中学生比我们那一代享福，他们坐在有暖气的教室里读书，我们那时是自己烧炉子，要学生自己带引火的劈柴。这是很令我头疼的记忆……。

当我住到小镇上的时候，已是过了而立之年。童年的记忆还在，只是它比以前更繁华，更热闹了。宽宽的柏油马路两边的房子、小独楼、各种店铺，五花八门、鳞次栉比、琳琳琅琅的，像一个浓缩的小城。只是它还有一些没被整合掉的朴实与乡村相接近。

小镇最热闹的地方是东头，这里集中了老商店，原镇政府，中心小学、邮局、照相馆、银行等等。即使现在把镇政府搬到了最西端，也没带走小镇的繁华。除了邮局、银行还是公家的，原政府大院换成了医院，所有商铺都变成了个体。照相馆升为“影楼”，供销社、商店变成了“超市”。所有的房子都焕然一新。一切都标上了时代的特征。每天都是繁华闹市，车来人往。有的店铺门口还要放一些音响，没有节奏不足以表达走进了新时代。即使喧闹到了掌灯时分也是声色不定。每到农闲、节日尤其春节的时候，十里八村的乡人便来到这闹市购物、采年货，尤其春节的时候，东街就是一堆乱麻绳一样了，谁走到这里非被绊住不可，人挤人，人推人，人找人，大呼小叫，等好不容易买了东西回家一查数，还是忘了一两样没有买，还要再去挤个一两次……

我家搞个体印刷，就住在西端与镇政府为邻。西端是安静之地，少了买卖行市也少了许多的吵杂。我家的厂子不大，但名头不小，公章上刻着：威远印刷厂。这是经过市公安局特批的，不带“威远”的字样不够刻公章的级别。我们家就这样与小镇有了不可分割的瓜葛。在小镇住了将近八年，在镇中心学校代过课，在这里开始写作……

与邻里留下许多有趣的记忆。邻居焦家的人都非常谦和好客，邻里的妇女喜欢在她家看纸牌。不玩纸牌的也喜欢常到他家坐坐。焦家的年轻媳妇金英非常会过日子，也非常能干，总是把屋里屋外拾掇得一尘不染，从不沾染赌事。金英很会做吃的，她能想起来用白菜参蘑菇做素馅饼，她把那圆圆的饼烙得外焦里嫩、油汪汪的薄皮还透着翠绿色的菜馅呢。会做饭的女人其实就是家庭艺术家啊！那天我们都拒绝了品尝。可是回到家里却都做起了同样的素馅饼。那天我正忙乎着烙饼，忽听女儿喊：“妈妈，外面着火了！”等我跑出去的时候看到许多邻居也都在外边了，男人们都去抢救那家着火的柴垛，妇女们都扎着手站在一边，大家相互一看都笑了，因为我们那天所有在金英家出来的人手上都挂着白面，一打听都是做的一样的素馅饼。

那样的素馅饼我也就做过那么一次。我平时喜欢做单饼，自觉技术还好。我就在我小镇上的家，请我敬慕的文友立平吃过我做的薄饼，那天也请来了邻居女孩瑞萍来一块吃，一上桌才惊异，咋那么巧，我们仨竟然都是左撇子。那天我们还说，这件事也许会留下一段佳话呢。不知道她们还记得我吗？

小镇上有个很出名的女大神，传说她通天的本事很了得，无所不能。我很好奇，央求一个芳邻娴姐带我去看。见大神得有事情，我就说我病了，哪也看不好。大神还很年轻，也挺好看，只是穿着不利索，上衣皱皱巴巴，裤子上还有一些渍点子。头发乱蓬蓬的。她并不搭话，一颗接一颗地抽烟，她家本来不大的屋子一会的功夫就被她喷吐得狼烟地动的了。本来气管就不太好的我这回真的开始咳嗽了。我看大神也开始晕忽忽的。她一点点往炕边蹭，蹭到炕沿才蹒跚站起，身体靠着她的衣柜，紧闭双眼就唱开了，她唱的原词我记不住了，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本是南山修行了几百年的黄花蛇仙，为救天下病苦之身被请下凡间……她只是自己连唱带跳，没有二大神敲鼓帮忙。

她唱的很特别，那声调也太难拿，不是我小时候听过的跳神童谣里唱的那样好听：黄家（黄鼠狼）的少啊，狐家（狐狸）的多，狐家黄家两来着……她浑身七拧八歪的样子真的如蛇在树上盘扭、蠕动。周围很静，只有她唱的怪怪的曲调搅动着她屋里蓝雾似的烟云，我们几乎要醉了，不是陶醉她的歌唱，而是被她那神神乎乎的样子和烟雾给熏迷糊了。她跳一会，严格说是扭一会后也满头冒汗。她会停住片刻抬眼问我是哪里不舒服？我回答后她再跳下去，好长的功夫，她才坐下，然后她告诉我，是冲闯了西南方的某个神煞，让我回家后每天半夜子时跪在院子里，面向西南方磕几个头，再烧多少纸，供多少贡品……

我并不信所谓的大神真的有什么神灵，回家来当然也没做。后来有次我被一辆拉粮食的大车给撞了，摔出去好远，但并没有伤着。娴姐就埋怨我不该不听大神的话了。我仍然坚持己见，因为我活的还是好好的呀。我当然很感激这次去亲眼看跳大神，后来我在鲁西开始学心理学，接触到了关于下神方面的知识。我写了那篇《通神之舞》里就有这位女大神的影子。

小镇里很有些神秘的能人。又一芳邻二姐，有个早晨着急用钱，我去她那借了三百块钱。晚上我去换钱的时候，正看二姐两口子翻箱倒柜地在找什么。二姐告诉我说她丢钱了，一千块挨号的钱，二姐和我一样喜欢攒新票。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看自己手里的三百元，刚巧就是挨号的。我刚刚早晨借的钱，她刚好今天就丢钱，并且是挨号的，并且我晚上就来还也是挨号的钱，这天丢钱一定与我借钱有关吧。我觉得我死定了。那时我和二姐来往得并不深。正在我很尴尬的时候，来了另一个二姐的朋友。她问明情况后，她说她有法。

她吩咐二姐找来了簸箕，把一块镜子、一杆秤、一把笤帚还有满满一大碗水都放在簸箕里。她说必须是三姓的人分别用三个手指一起托举着簸箕。我们照她的吩咐三个人托起了那个簸箕。她口里念念有词：清是水，明是镜，笤帚疙瘩一杆秤，簸箕簸箕你显显灵……。然后她开始一个一个地念人名了，问簸箕是不是XXX偷了二姐的钱？说实在的，我当时的心里如打鼓一样。都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可是谁知道这簸箕在念到谁的名字时就突然的动了呢？我太不敢相信这簸箕的“神灵”了。

她反反复复地念了很多人名，包括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的名字，簸箕始终没动静。她并不慌忙，折腾了好一会这簸箕真的显灵了，它在某一个人的名字念叨后终于神奇地转起来，先是轻轻的慢慢的动，一点一点地在我们三个人的手指上转了起来，转得平稳缓慢，簸箕里的东西纹丝不动。我们能听得见簸箕在我们指尖上摩擦的“吱吱”声。这个朋友为了验证她的法术，她再念一边咒语，让簸箕往相反的方向转，簸箕真像听懂了她的话，真的往相反的方向转回来……当时我惊异得发根都要竖起来了。我真的感受到了那种“空气仿佛凝固了”是怎样的状态。后来不久二姐的钱找到了，真的竟是让簸箕转起来的那“某一个人”。我一直对这事感到不可思议。现在我知道那是古代先民常使用的扶乩术。

二姐的前邻住着她的妹妹玉洁，我叫她老姐。老姐家是两间土房子，外墙用水泥罩面，房顶扣着石棉瓦，屋地铺着红砖。这房子太像我从前在村里的那个房子了。每到她家去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老姐很会生活，我从她这里学到了很多生活之道。她本来在城里有楼房，可是她偏偏舍不得这个小屋。她半生独自在家，姐夫直到退休才回来。她自己把菜园子拾掇得特别好，她种菜如同养育孩子，每颗菜她都是用豆饼当肥料仔仔细细地侍弄。她种的西红柿远比我们种的好吃。我吃过她用山里的叶子菜与猪肉丁做馅包的菜团，别提多好吃了。那山菜的苦涩和淡淡的药性味再加上肉香，真是野朴得奢侈。我相信要比慈禧太后的窝头好吃的多。

老姐会做大酱，她做酱豆不用磨，而是将刚出锅的热豆直接封存于纸箱中，直到四月份把豆下到缸里，始终不用沾手，酱豆会慢慢烂融于盐水中，又细腻又香醇。我已经把这个技术带到了鲁西，每一年我都会做出与众不同的酱来……

在我要离开威远的时候，我到我家的前邻告别，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大娘问我在这里住了多少年的时候，我一下子泪拥双眼，没能说出一句话，我只好伸出手指告诉她，我在这里住了八年。老人家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她说：“我活的快入土了，在街面上也住了半辈子，像你这样让人背后都说好的年轻女人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她的话令我意外感动的同时，却更失落了，我在小镇上好不容易给人留下的这点好评价，会带到未知的远乡吗？也许这种评价是我离家前的一种指引和匡正，在外地，即使是装，也要把好人做到底。

我怀念这个小镇，怀念那些左邻右舍。后来我写了一篇《柳条边散记》，想以此为题写一些故乡的事。我知道威远这个地方，在明清时代曾作为开原这个地区柳条边的边门，但我不知道这条边门在明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也是一道边墙之重门。老年人至今还习惯地称其为“威远堡门”。或者叫“门街（街发gai音）”，比方说两个人见面打招呼，问：“上哪了？”回答的说：“上门街了。”可见这个“门”的古老和重要和它在百姓心中不朽的记忆。它是通往吉林、黑龙江等地的要冲，自古就是重镇，有“六边统要无双地，三省通衢第一门”之誉。我曾在一本资料上读到过一首题为《威远堡门》的古诗，读来特亲切，尽管对古时的威远描述得有点荒凉：

黄沙漠漠照乾坤，威远城头欲断魂。

芦笛一声催过客，柳条三尺认边门。

乱山积云人烟绝，老树风口虎豹蹲。

从此征鞍随猎马，东行夜夜宿银根。

我猜想写这首诗的人一定是被当时的朝廷贬谪流放者，不知走了多远的路，经过我们威远这个地方停宿休息，并还有心观赏了一下柳条边门的景色，从这里出发越向东向北就更加荒寒凄冷了……

或许此诗作者就是随康熙皇出行的官员，因为康熙曾两次东行都经过威远，在威远下榻过。当时的开原知县周志焕就曾留下一首《威远堡朝驾恭赋》：边庭迎帝辇，朝贺已三更。驾羽联班肃，鸿胪引奏清。马嘶青嶂地，人卧绿苔营。万骑随銮辂，千官听漏声。荒屯成壮丽，行幄俨都城。宣拜天颜近，晨昏瑞露盈。悬旌非耀武，控驭若观兵。扈从丹衷切，神驰到玉京。……

城之记忆

站在开原市那座红房子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面向东，就是开原的城区。走过站前偌大的广场，左右分别有两条马路向东南和东北伸出去，像一个人张开的臂膀去拥抱坐落在胸前的城市。开原汽车站正好就坐落在一双臂膀的张开处。从前要是进开原城就是这种走法，坐小火车到红房子火车站下车，经过站前的大广场，由右边那条道走向城市的东南，那里有前进百货、人民医院、市公安局……或购物或看病或办事，由你。后来汽车客运发展起来，再坐小火车没有坐大客方便了，我们就从左边那条道进城，不用再经过火车站就可以随意下车，随意你去哪里，“条条道路通罗马”。当然，当能坐大客小客进城的时候，开原城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各种轻工商场满街都是，从前的“前进百货”、“东风百货”早已成为历史，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开原在90年代变市以前就属甲级县，是辽北重工业城市，就连火车站也是大站，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必经之站。如今火车提速，开原火车站变成了姨娘的后子，很多火车不予眷顾了，它们南来北往地呼啸一声与开原擦肩而过，去讨好下一个站台去了。我每次回家都无法直接到开原，而是要在200地外的沈阳下车、上车。这点让我很为我们开原抱不平。

开原自古虽为边城，是被余秋雨称为“流放者的土地”，但却一直是繁华之地，是历朝历代的军事要地，一直拥重军把守，明代曾驻兵三万卫，一度被称为“三万卫城”。曾有资料描绘古开原：风光旖旎，房屋层层，民风淳厚……要不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里说，同样作为东北的流放地，被流放到开原尚阳堡远比流放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要幸运得多，最起码开原有温暖的房屋可住。我看过摄于民国初期的《开原街景》的照片，那华丽的楼房足以代表着它当年很不一般的城市味道了，看那照片你也许会怀疑是记录的老上海的某个街角。这张照片一定拍自老开原城，也就是现在被新城甩在身后十八里的那个叫“老城”的地方。说起照片，鲁迅写的《藤野先生》里曾经提到一张照片，那照片上记述着日俄战争时日本人抓到一个为俄国做间谍的中国人，正预枪毙，周围还围观一群麻木的中国人。是这张照片改变了鲁迅的人生命运，从此弃医从文。这张照片也是摄于开原的。它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开原人的耻辱。

新开原建于满洲国时期，我想这种大搬迁肯定与日本侵华时修这条铁路有关。开原城就是依铁路而建的，所以它的繁华与南来北往的铁路不无关系。据说“开原”这个名字还是刘伯温改的。开原在辽时为“咸州”，金时称“咸平府”，后来的“开元”据资料记载还是从黑龙江到吉林一路搬迁而来的呢。元太宗时曾在黑龙江境内设“开元万户府”，后来将治所迁移至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明洪武二十一年将开元路（行政管辖级别）搬到了咸平府，就是现在的开原老城。城府也能搬来搬去，居无定所，可见一座城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它不一样的使命与地位。也可见我们开原在历史上的越来越重要。因“开元”的“元”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元”相讳同，所以被刘伯温稍一改动就变成了“开原”，“开荒拓原”，这样反而更见其大气恢弘。所以开原火车站的广场上就塑造了一尊“开拓者与耕牛”的巨大塑像，猛汉劲牛，正代表着辽北的人文形象，它也成了开原城的城市标签，与老城的“崇寿寺”塔、威远的“龙潭寺”等等众多古迹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开原的灵性。

鲁迅曾经说：“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鲁迅说的“模范县”应该就是有名的地方吧。像鲁迅的故乡绍兴，不就是因鲁迅而名扬天下吗？其实开原历代不乏名人，我想除了现代的名人赵本山一再有意把故乡开原推向全国人民的视野外，还没有谁能把开原揄扬得天下皆知。但虽然被赵本山如此极力宣传了，外地人还是只知道“铁岭”和“莲花赤水沟子”，也仍然很少知道开原。我就是常常遇到在报出开原的地名时被问之：“开原是哪？”的尴尬。可是一说铁岭就立刻反应出：“啊，赵本山的老家。”我想要是混到“提起家来家有名”，还得让自己名扬四海才行。

一个地方若没有名山名水，再没有名人名故事可就有点枉了自然造化。

就像我现在居住的高唐，根本没有什么名山秀水，但有一本《水浒传》就足以让自己名扬天下了。当然高唐也出了许多名人，像李苦禅，韩静庭等，但他们远没有一部《水浒传》给故乡带来的名气大。我曾在网上发表一首写“柴府”的诗，网友们就纷纷来问：“是小旋风柴进的府邸吗？是李逵大闹高唐州的高唐吗？”

要说个人对故乡名誉的贡献，开原是不能忽略纳兰性德的。纳兰性德有资格代表真正的开原人，他出生于开原威远东北的叶赫河岸，我想就应该是现在的南城子水库的上游，和赵本山一样“君住水之头，我住水之尾”。纳兰性德被誉为“词坛上的明珠”“小令之王”，他的词纯真自然，凄清婉丽。影响了几代词人。纳兰性德是康熙皇的扈从侍卫，康熙的每一次东行都有他的护驾相随。也就是说他也是多次回开原和威远故里的，他曾有一首词就是写于开原的：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据说他在作完这首词后竟感染了康熙皇也即兴吟哦一首：

语言不异旧音声，新到颇怀故土情。

白叟黄童皆惊喜，山村水郭幼相逢。

相传康熙是很喜欢开原这个地方的风景与民风的，传说他还在开原纳有一个皇妃叫马娘娘。传说很有趣，说当年康熙要再一次东巡，动身前有相士向他谏言，皇上此次东巡将会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这个女子将成为皇上心爱的贵妃。康熙当然很高兴，他问：“我将怎样寻找到她呢？”相士告知当皇上的一行人马行至某个村寨时，皇上要注意看必有个女子“头顶金盔，手托方印，身骑黄龙”来迎驾。康熙很感兴趣，吩咐随从一路注意这个神奇女子的出现。当他们行至一个山村时，官方一贯净水泼街，毕恭毕敬地迎驾，而村民也都渴望一睹皇帝威容。人们拥拥挤挤，热闹非凡。这时只见一个头上长满黄秃疮、手里高高托着一块豆腐、一纵身骑在一堵黄泥墙上看热闹的姑娘，有个大臣灵机一动报告皇上：“那一定就是咱一路寻找不得的贵妃娘娘”。

果然，当皇上把这个女子叫来时，这个令全村人厌恶的长着满头黄秃疮的脏姑娘，却原来有着一头油黑的长发，美丽异常。原来她那一头“金盔”是一种自我保护，因此而嫁不出去，也正好为皇室的姻缘所预留。这是当时老百姓的恍然大悟。康熙一高兴就封了开原：“风调雨顺、旱涝保收”几个字，从此就历代留传着那句“南跑北颠不离开原”的民谣。

传说是美丽的。一个美丽的传说与一个地方一座城市就像一枚镶着钻石的胸针与一件晚礼服，它的璀璨是和它的背景相互衬托的。这就是地域文化。开原是满族先人的聚居地，也是满人的发祥地，留传着许多与满人有关的美丽而神奇的传说。可惜我所能记住的不多。开原的记忆一写就有点收不住笔，尽管我对开原城市的记忆不是很丰厚。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不光有我的童年时代也有我的半世人生，留在故乡的记忆是用多少文字也难以尽述的。

两年前，一次与高唐的文友们相聚，酒过三巡，谈起创作题材的话题，文友诗河对我说：“王老师你什么都不用写，你就写高唐和你的老家。”他的话是提醒也是鼓励，因为我曾写了一些有关鲁西风情的文字被他们认可了，他们还在关注我的故乡开原。今天我总算完成了这份作业，但我发现我写的都是一些小我的记忆。其实开原更该有其令世人瞩目的能上得典籍的事物，像前面我提到过的开原有个叫尚阳堡的地方，那里曾经作为历代朝廷的流放地，谪戍过许多经纶满腹的栋梁人才，他们在开原这块土地上都做了些什么？在怎样的心情下写下那么大量优美的诗词歌赋？我遗憾我不是余秋雨……

201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