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让人

从文让人

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当中，我一直试想着窥探沈从文先生的精神世界，试图走进沈从文，走进他的湘西凤凰城，以他特有的“乡下人”的眼光去审视从文精神世界的弘美之境！虔诚源自于心灵，心灵又源自于顶礼膜拜！先生在多难的20世纪，留给世人的是一幅被城市边缘化之后的带有生命气息的湘西美景，他是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一个“乡下人”，却成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传奇，走进沈从文，体会他那平和之后的不安分。

在湖南的凤凰县城一公里之外，有一处叫做“听涛山”的地方，站在这里极目远眺，积山万丈，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岱雄；走进它又是圭壁联植，环美幽丽，沱水通脉，清滢秀澈，岩泽气通，如珠走镜。听涛山下，诗情画意。就在这听涛山下，安葬着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他一生为之深情的湘西凤凰，死后这块充满热情的土地也包容了她的儿子沈从文。从文先生的墓塚怀抱在众山之中，美丽而又安静。在他的墓碑的正面镌刻着先生的《抽象的抒情》当中的：“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在墓碑的后面刻有他的姨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先生撰写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它是先生一生的概括。从文让人！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期望着被人让。让人的人却为之甚少！从文让人，也只有先生这样的人才可做到，只有心中无恨心存大爱的人才可做到。

当我全神专注到民国学人的时候，在慢慢的梳理过程中，我发现民国这一时期的学人当中，沈从文先生虽处在“大龙潜藏”“厚积薄发”的学人之列。但他却在继承当中开创了文学世界的新纪元，他以湘西为写作的蓝本，在深厚的土地当中挖掘出含有生命气息的人和事来，并以他惯有的写作手法——含蓄温情、写实与意象、单纯而又厚实，将已经被城市边缘化的乡村传神的勾勒给了世人，他是写作上的天才。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世家，从小倔强执着，性格之中充满野性，念过几年的高小，经常逃学、打架、和小混混、小流氓混在一起，15岁就置身行伍，21岁萌生求学写作的念头，只身北上。在北京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中啃着冷馒头，在执着的走着他的文学梦。他的身上带着湘西人特有的不服输的性格，他坚强而有韧性。他的这种天生的自信心和顽强的毅力，感动了当时的京城名作家郁达夫先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郁达夫见到了这位湘西来的言语之中带着土气的沈从文，他的文章被郁达夫看好，他的精神感动了郁达夫。那一天，郁达夫请他吃了一顿饭，送给他几个大洋，给予他勉励。那一天，郁达夫怀着悲愤的心情回家之后，撰文为这个文学上的青年而鸣冤。他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为沈从文抱不平。从此，沈从文让身处京城的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们赏识；从此，童话中最常见的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奇迹般的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他出入在“京派”文人的沙龙圈中，他的作品被这些人看好从而发表，他的写作的道路明朗了起来。但是，京派文人们正在把玩书斋生活的时候，沈从文却将他的目光伸向那个充满悲凉的湘西故地，那是他的根。他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找到他文学中的才情，也只有在湘西，他的文字才充满着张力和个性。这些深厚的生活基础，是“京派”文人所没有的，尽管他在写作的风格上和他们相近，但他的文字却具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他拥有了自己的读者，成为圈内的名人。

我们经常说“文人相轻”，这大概指的是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而在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国不国家不家。大师自有大师的风范，相轻实在是看对谁而言了。胡适先生，就看好这样一位文学才俊，看好没有大学学历只身闯北京的“乡下人”沈从文。他大胆的录用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专门教授小说写作这门课程。如果说我们把沈从文从湘西老家到京城最后成为名作家的这一段历史，看作是他身上固有的不安分的一面的话。那么，自他任教的第一天起，他身上的文人气质就显现出来，平和而又腼腆。26岁的沈从文，第一次站到大学的讲堂，紧张的五分钟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最后只能在黑板上写下“我是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的字样，结束了他为师的第一堂课，然而人们也绝没有想到这位腼腆的老师竟然是天才的文学大师。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上课，为使学生省事，不怕自己麻烦，讲授《中国小说史》，他将一些不宜查找的资料，用夺金标小楷毛笔，抄在云南竹纸上，分发给学生。这种学者式的精神和态度注定他要在中国学术史上也要写下辉煌的一笔。沈从文仗义，虽是文人，但他是懂得为文之道的人，他同样拥有着传统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1931年，丁玲的爱人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也频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被害不久，为了安全，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沈从文护送丁玲回老家，为此他丢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各处打听，还多次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胡也频的为革命现身的精神让人敬仰，沈从文的侠肝义胆也同样让人敬佩。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书写了传奇的色彩。同时做为一代学人，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同样也是一个传奇，他用文学的笔调将中国的服装史写就出来，亘古无一人，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中国服装史》一书成为国家领导人馈赠外宾的礼品，这是建国之后的事情了。可是掩卷而思，我在想沈从文这样的一代文学大师，视文学为终生所好，他的天份应该在文学上，而不是枯燥的学术史。为什么他在建国之后来了这一次彻底的转型呢？是他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来？还是另有隐情？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翻阅了这一段时间沈从文先生的著作通信，才渐渐的感受到一介书生的无奈之情。也许他早已经看到了，文学自由的空气会结束，也许他也早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历史上的事实，无一不让人触目惊心，文人的可怕并不在于他没有作品，可怕的是他心中那个为文的魂灵被阉割，可怕的是心爱的文字成为他人日后杀他的利器。1949年之后的沈从文，曾一度因为放弃文学，而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痛苦迷茫，但又无可奈何，身边的友人一次次的惊人事件，让他不得不这样去做，也许他是聪明的，但他是痛苦的。他曾在精神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曾写信给张兆和说他：“我认为我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写作”。但是后来他被下放、被劳改，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群众的考验，他就彻底的失望了。进而将自己封锁了起来，名作家的影子也随着时光的消失而黯淡，他彻底的退出文坛，走向了纯学术的研究工作。

今天的我们是无法理解先生是怎样面对着枯燥的资料在进行着梳理，将自己的文学才情压制起来；我们也无法理解先生怎样的去面对以逝去的《边城》而痛苦不堪。但是大师终归是大师，沈从文的天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天生就具备着艺术家的品质和性格，他用来研究的思维也是感性的、人性的认识，他在《从文自传》里面说道：“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一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他提倡纯文学的艺术构造，写出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把文学置身在政治的目的之下、道德的目的之下，不会有好的作品来。基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在沈从文的作品当中我们很难找到鲁迅匕首式的语言和矛盾的那样热情奔放的散文基调，他的文章总是那样平和耐看，经久不衰。他对艺术的感知力，就是贴近人性的去写。沈从文先生的从事艺术研究纯粹是在无奈之中被逼出来的，他是被逼出来的学者、艺术家。沈从文先生的转行，却是及其聪明和敏锐的。不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去思考，古往今来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因为真正的学问是不会受到时代的限制，而文学的作品或多或少的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最终成为历史的烟云，而学问却可以传之久远，选择做学者型的作家就是他的明智之举，他深切的感受到和他同时代的朱光潜、林徽因、梁思成他们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同样的，一个纯粹的书法家的作品也绝对没有一个文人书法家的作品的含金量高。也许，这正是除却被无奈之后的沈从文的另一种考虑吧。十年文革，扭曲了一代人的心灵，也掩埋了知识分子的艺术灵性和人格魅力。当记者采访文革后的沈从文时，他微笑着说那时候安排他打扫女厕所，他是那样的尽职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出来。他得意的说他打扫的厕所是全北京最干净的厕所，其中有一位刚出道的记者走到沈老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道：“沈老，您受苦了！”她眼中含着泪水。刚才还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起来，劝也劝不住，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在中国的文学史当中，我们发现有斗士一类的作家，也有隐士一类的作家。斗士身上，文人血性浓厚，敢拿利剑，也许他的剑术并非高明，但他也要向不平的世道人心刺上一剑。而隐士却拿起了雕刀，在文学的宏殿当中，甘愿做了一个艺术的匠人，他们为此而乐此不疲，终为大家，沈从文先生的一生也许就是拿着雕刀的艺术匠人，刻苦的专心的做着他的艺术之梦，修建着属于他自己也属于后人的文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