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目光

过了“坎”的母亲，目光又明亮了起来。这是今年第四次回家看望母亲。母亲接到我的电话，像每次一样，不再是中午12点就吃完了饭，而是悉心地包了我最爱吃的羊肉馅儿饺子，我进家门的那一刻，老人家正好包完最后一个，拍打着手上的面齑，撩了下灰白枯涩但很干净的头发，一脸的岁月褶皱也好像被面粉填平了许多。临别，母亲费力地拖曳一个袋子对我说，带着，院子里种的，没打药，化肥也没用过。我接过这十棵大白菜，母亲那弯成六十度的身体在同样伸不直的双腿的快步支撑下，很快又捧来一个小布袋，打开口来给我看，说，拿着，我在院里种的，红小豆，养身子。有三两半，挨个粒儿都看了，没一个虫眼儿。母亲盯着我上了车，还是那句话：“别惦记我，我哪儿哪儿都挺好。你忙，就不用总回来看我。”

车行一里，回望还在原地注目的母亲，心里酸酸的。

每次回家，邻居远亲二婶儿知道了都来看我。她偷偷告诉我，你妈可想你呢。三天两头站在村口往大路的远处望。我总是感谢二婶时时过来陪我母亲，就是总也没告诉她一个秘密。但凡我回家二婶不知道，母亲总是让我把带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回到车上，去二婶家点个卯，说老妈没在家，我有事不等了，麻烦二婶代为收下。于是乎，哪哪儿子又看老人来了，带了多少多少好吃的穿的，还给了多少多少钱，有多么多么孝顺的议论就要在村子里传播好些日子。二婶说，咱村就你有出息，还最数你孝顺。小时候，我们就都看出来了。

我心里不是滋味。

想起了母亲的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姥姥留下七岁的母亲很早就离世了，姥爷又娶了后姥，又生了两个舅舅。母亲吃不饱，就老往她二叔家跑。二叔没有孩子，二叔婶都对母亲当亲生一样，母亲就管二婶叫婶妈了。是婶妈养大了母亲，供母亲读完了初中，还被县农机厂招了工，当上了令人羡慕的车工。母亲就是那时与在同一车间当车间主任的父亲结了婚，生了我。

一九六二年，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当了农民。那年临近端午，一辆木轮牛车，拉着一个一米半长的绿漆木柜，两个纸箱子，一个花篓，父亲，母亲，还有三个月大的我，回到了洋河岸边的父亲老家落户。房子是租的一间半西厢房，花篓被搬到土炕的里角，还用被子盖起来。白天，母亲下地干活。晚上，母亲把花篓上的被子揭下来，一粒一粒的仔细抠下苞米骨头上难得存留的一些瘪小的苞米粒。苞米骨头是老家的叫法，就是玉米穗脱粒后用作柴火烧的那个东西。母亲后来对我说过，那一篓苞米骨头是用几年的积蓄加上我父母回乡的安置费，托人才买到的。母亲告诉我，苞米骨头用碾子全磨成了面，加上菜叶做成糊涂汤，不但又香又甜，关键是活了命。母亲还告诉我，苞米骨头面送给左邻右舍一些，大家就把咱家当亲戚对待。母亲又告诉我，那些瘪小的苞米粒碾成了粉，做成糊糊，代替了她断掉的奶水，加上街比邻右排着号的一天一个鸡蛋的接济，不但保住了我的小命，还把我养的虽然不算壮实，但个子高出同龄一头。每每说到此，母亲一脸满足，眼睛里充满爱怜和感激。

母亲对我有过祈求。一九六九年，早早懂事的我看到大队部的墙上贴出了反对当大队干部的父亲的大字报，父亲的名字上还被打了个叉，就趁人不备撕了下来，拿到家里当柴火烧了，还小声念叨着要把贴大字报人家的小鸡打死。母亲听到了，把我按坐在炕沿儿上，苦口婆心地给我讲，运动是毛主席让搞的，我们都要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母亲祈求地看着我，漂亮的双眼皮衬托的大眼睛闪烁着，眼神中有许多我读不懂，话我还是听了。

我成了村里、学校里听话的好孩子。昏暗的糊满陈年报纸的屋墙上，被母亲端端正正地摆挂上我“五好战士”、“五好学生”、“三好学生”、“红小兵”、“红卫兵”的奖状，红星，红旗，红光闪烁，母亲的眼神也被点亮起来，总会烙一张糖饼或捏一捏虾皮鼓励我。我享受着美味，眼望着奖状上贴粘的暖暖的红绒绒，幻想着什么时候能有一条绒裤穿该是多美的幸福啊。

母亲的眼神中也有过愤怒。母亲好强，不但农活干得好，还总是干的多，所以挣的工分在女社员中总是最高。有一年，还被推选为妇女队长。一天，她和人吵了起来，扣了一个凭靠家族势力大而出工不出力的社员的工分，也自罚了工分，然后撂挑子不干了。

生活是困苦的。为了攒钱盖房，只能节衣缩食。母亲有件红毛衣，是做姑娘时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工资给了婶妈，第二个月工资又给婶妈时，婶妈塞给她的一包毛线后自己织的。到我上初中当上红卫兵大队长时，拆了洗了煮了又织了给我穿上。那个冬天，我感觉格外温暖，拾柴拾粪也更加勤奋，还得到了学校交纳粪肥第一名一只圆珠笔的奖励。那年代，既学文化，也学工学农，农村孩子，主要是学农。一年中，除去寒暑假要学农支农外，在校期间也一半时间是去各村干农活，并且干的是和大人一样的农活。母亲总是给我带足一斤米的干饭，还要在上面抹一调羹荤油。油缩子就要切成细丁，包成饺子让我送给大姥爷和二姥爷。

大姥爷就是母亲的父亲，二姥爷就是母亲的二叔。母亲回乡后，农活忙，我又小，没人照看，就每天把我用一条宽布带一头绑腰上，一头拴在木格窗上，让我刚好限制在炕上自己爬着玩儿，父母就下地干活了。一天中午，母亲感觉心头憋闷，收工后急火赶回家，看到我已经被布条在脖子上缠了好多圈儿，脸铁青，已经没有了气息。母亲抱着我嗷嗷哭，硬生生在十分钟后把我叫了回来。她泪水都没擦，就一口气跑着把我抱到十里地远的二姥爷家。这天一下午，母亲守着我没有离开一步，到晚上十点才回去，因为第二天还要出工。这个下午的半天，是母亲第一次没有出工干活。从此，我就在二姥家长大了。不知从那天起，我在二姥家称亲姥爷为大姥爷，在大姥爷家称我要回二姥爷家了。当然，更多的时候，人前人后都是直接索性称呼二姥爷二姥姥为姥爷姥姥的。

一九七六年，连阴天的地震棚中，癌症晚期的二姥爷奄奄一息。已经守护半个月的母亲听得懂二姥爷的肢体语言，把我叫到近前。二姥爷说，把心爱的手表留给外甥。母亲示意我点头，二姥爷合了眼。忙完后事，母亲让我把手表交给二姥姥。我不愿意，说我带在身上，就像二姥爷还活着一样。母亲狠瞪我一眼。我乖乖把表放到二姥姥的烟笸箩里。后来，二姥姥不顾我们的千承万诺和极力反对，走道改嫁了。母亲照样常去看望，就是我不多的回家，母亲也总是打点最好的食品、香烟让我先送过去。二零一零年，二姥姥病重。母亲坐在炕上，抱了二姥姥一个月，因为这样二姥姥要舒服些。期间，我因为被小人陷害蒙冤被限制自由。二姥姥偶尔清醒时，母亲就给她讲外甥的辉煌和孝顺，哄老人开心。老人安详地走了，母亲替我给姥姥敬献了花圈，还把那块姥姥让交给我的手表恭恭敬敬地交给了改嫁这家的子女们，给他们鞠了躬，感谢他们无微不至的孝顺。临走说：“表不要处理掉，好好留着，我想婶妈了，外甥想姥姥了，会回来看看表。”

我真的和母亲一起去看过表。还有一层意思是不忘了姥姥这些后继子女的恩情，继续了一门亲戚。那块手表，瑞士的大英格，滴滴答答考验着时间，全金的灿灿的表壳，金子般的心一样珍藏在回忆中。

母亲还送走了没有尽心养育她的大姥爷大姥姥，送走了不待见她的爷爷和奶奶，留下了一串口碑。渐渐地，母亲老了，开始猫着腰走路。我劝她不要太累，到城里去住，他说什么也不肯，不离开七十年代拉饥荒盖起来的土坯房。十年前，母亲得了大肠息肉，人家吓唬她会很快变癌。她没有通知我，就让一个远亲带到市里医院检查。当我得到消息赶去时，她已经被3000元的手术费用吓得跑回家去了。

母亲的腰越来越弓了。一次回家，远亲二婶偷偷告诉我，母亲是得了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才越来越猫腰的。我望着母亲浑浊的眼神，心愧心悔。在城里找好了医生，订好了手术日期，就开车去接她。他死活不肯去，还满嘴道理，说是白质还没长成，等长成了才能去。

今年八月节，我回家看望母亲。看到母亲眼睛上戴个眼罩，下了我一大跳。可母亲却哈哈笑起来，还摘下眼罩给我看，说是国家救困爱眼工程终于排号排到了她，免费给做了手术。现在，什么都看得清楚了。还说，前几年，看不清我的脸，现在看清了，说我见老多了，一定注意身体。她现在什么都很好，不要我为她操心，不要惦记她。我好，她就什么都好。还说，国家为她花钱治好了病，感谢国家，要为国家多做事。说话时，老人的眼中熠熠生光。

母亲的眼睛真的好了。一起吃饭时，又像前些年一样，准确地挑拣我爱吃的往我碗里送。但母亲被岁月压弯的脊梁怕是不会直起来了。也好，只要母亲的眼睛永远像现在这样清澈明亮，就能看得清大地，看得清天空。盼望母亲的眼中总是朗朗乾坤。农村老话有过“坎”一说，母亲已经跨过了七十三这个坎，衷心祝愿母亲快乐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