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

习惯了枪炮声的震耳欲聋，对鞭炮声的感觉那就像是“毛毛雨”。鞭炮声本来是能够吓人的，但身为大院男孩的我们都明白，千万不能轻易随便地表现出胆怯的样子，一旦胆怯，立马就会在同伴面前抬不起头来。另外胆怯还是家庭的耻辱，父辈是经历过战争的军人，而且至今仍在军队服役，时常和枪炮打交道，他们对枪炮的热爱胜过对子女的热爱，我父亲有一支“五四”式手枪，一有空，他就拿出来擦拭，如果不是枪而是人，恐怕他也不会天天抓我去洗澡吧。大院的军人大多是师团营连排的军官，负责指挥训练、演习、作战等。和平时期，训练是军人的任务，而大院的后山有个训练场，常常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

我们带着铁镐铁锹，蜂涌而至，在靠近靶场的地方注视着正在打靶的军人。他们像爆炒豆子一样，“辟哩啪啦”，四周弥漫着硝烟的味道。我们心里非常地羡慕，当兵打枪成为我们幼时就有的愿望。好容易等到军人和硝烟一起散尽，我们立即占领了靶场，最感兴趣的是放靶位的山壁，那里有许多子弹头嵌在里面，那正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们的头大多是司令政委参谋长主任的儿子，弹眼集中的地方自然归他们挖掘，我们寻些剩饭残羹，只要努力，都会有收获。不过，大家还是很讲风格的，把所有的弹头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手枪的弹头是园的、步枪的弹头是尖的，机枪尤其是“五三”式重机枪的弹头比一般的弹头更长。如果打在松散的泥土中，那弹头的形状是完好如初的，如果打在坚硬的石块上，那弹头的形状就变形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收集了许多子弹头，你知道这有什么用吗？如果你没有这段经历的话，是很难猜中我们收集弹头作用的。告诉你吧，它是做玩具的材料。

我曾在这个系列的《玩具》那一篇中提到过这件事。当时的玩具绝大多数是自己造的。我们把子弹头洗净凉干，在户外找个没人的地方，垒起一个灶，将子弹头放入铁锅内，生火加热。弹头内的铅熔点低，很快就流出来了，然后用镊子夹去弹头，把液体状的铅浇入事先准备好的铸模内，待其冷却定型后取出，再用砂纸细细研磨，于是飞机坦克汽车都装备齐全了。

不过，做这样的模型玩具费心费神还费时，成型后主要还是观赏。我们很渴望父辈那样畅快地制造出激烈的声响，鞭炮成了我们的新目标。那时的火药也是严格控制的，能在街上销售的主要产品是鞭炮和纸炮。纸炮是放在一种玩具枪打的，靠撞击火药发出响声。我们买不起玩具枪，但也同样有办法玩纸炮。“三个臭皮匠，顶得一个诸葛亮”。找一颗机枪子弹壳，在下端用钢锯锯出一个口，弹内放入一个冲锋枪弹头，在弹壳的开口处插上一撮五彩的鸡毛，锤紧，从锯口处塞入纸弹，把弹壳往空中一扔，落地时弹头砸响了纸炮，得意的笑声也随之荡漾开去。

鞭炮与其它玩具相比，能产生出不同反响的声音。但放鞭炮往往是有其原因的，比如结婚、比如庆功，还比如出殡。这个习俗承前启后延续至今并发扬光大。我们对鞭炮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听到鞭炮声，就会不顾一切赶去。看鞭炮像开花一样四处乱溅，心花也怒放了。等到最后一颗鞭炮绽放，我们就会迎着硝烟冲了上去。满地寻觅那些没有爆炸的鞭炮，多少都能找到一些。这样的鞭炮分为有导火索和没有导火索的两种，对前者，我们是一颗一颗地放，按照当时最时髦的电影《地道战》的台词，叫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是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而对后者，我们学着《地雷战》中自制炸弹的行为，把鞭炮中的黑硝倒出来，集中在一块，点燃。无虽声，却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就像闪电。

这样得到鞭炮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没有自制鞭炮的本领，只好花钱了。好在每年都有春节，过年的压岁钱多多少少都能得到一些。买一包鞭炮成为我们的期盼，这一包里面有好几挂，我们从不像大人放鞭炮那样，整挂整挂地放，而是把线拆开，让鞭炮由集中变为分散。现在想来，这化整为零的行为好比当年父辈们打游击时缺枪少弹，要求每一颗子弹最好能打死十个敌人。现在枪有了子弹也足了，但我们在强大的正规军面前还只是游击队，鞭炮的使用“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常常听到大院里此起彼落的鞭炮声，两三声后，就无影无踪了，也不知道是谁放的。那些有午休习惯的军官尤其是大军官刚想打个盹，就被吵醒了。出去却找不到放鞭炮的小子，骂骂咧咧。上床，又有鞭炮声炸响，气得是没有了睡意。

有了鞭炮声，大院里充满了更多的火药味。响声多了，人们慢慢也就习以为常。我们也从各个角落窜出，鞭炮不再是“打冷枪”，在一起你放一个我放两个，有点短兵相接的味道。那些军官们站在一旁，看着我们自幼就热爱着打仗，有点欣慰和满足，子承父业的希望开始显露出曙光。不过，他们的赞扬也只在沙盘前对同事说，而从不回家对妻子说。因为他们知道，作为女人和母亲，肯定不希望儿子将来也和父亲一样面对枪林弹雨，让人担惊受怕的。

毕竟现在是和平时期，女人们更加希望过上安稳舒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