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一本所剩无几的老黄历

一晃从老家回来已经十余天了，碰上连日阴雨，家后的小山越发难行了。艰难地翻过小山把儿子送到学校，又到妹妹家报到准备带小侄儿，进门弯腰换鞋的当口，才发现鞋跟、鞋背上全是稀泥巴，就连打底裤上，也是大大小小的黄泥巴点子。

就在那一刹那，就那样毫无征兆地想起外公了，想起回乡在外婆家待的那天，外公裹着那条泥巴裤，一刀一刀地剁着猪草，又裹着那条泥巴裤，守在电磨前磨玉米面筛玉米面，还裹着那条泥巴裤，忙前忙后地给我收拾东西，往摩托车上捆绑……

多年未回乡。到外婆家时，外婆除了忙乎吃喝，就是抹泪。外公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瘦削的脸庞上布满了老年斑，在一旁只是静静地望着我笑，不作声地夹着核桃，剥去硬壳，小心地剔掉中间的软隔膜，再把挑出的核桃仁聚在掌心，又拿嘴吹去遗留的碎屑，一切妥当后才递给我吃。

我还真是受宠若惊。记忆中对于外公，我从来都是敬而远之，没有像对外婆那样的绵厚的爱。不光我是，妹妹，还有表弟表妹们，都跟我一样，只是因为外公从不喜欢孩子，不管是他的子女，还是子女的子女，都一样，尤其是丫头片子或是爱哭闹的，更难得他看一眼，扶一把，抱一回。

那时的外公，总是黑着脸，不苟言笑；又好烟，总是砸吧着一铜锅子自制土烟，老远就能闻到那特殊的气味儿，稍靠近就呛得打喷嚏流眼泪。所以，只要看见外公的影子，我们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他发现打扰他，吹胡子瞪眼外加“爆栗子”，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接受的“赏赐”。于是，只要外公在家，我们要么就逃到山林里去疯去晃，要么就跑到邻居家去玩去闹，家里便静悄悄的，只有偶尔的鸡鸣、狗吠、猪哼、牛哞、羊咩。

能跟外公近距离亲近一些的，便是每年梨熟的时候。外婆家晒场边上，外公种了两棵酥梨树。从春天满树梨花开始，外公便时不时地一边叼着他的土烟袋吞云吐雾，一边仰着头细细地看梨花。要是我们偷偷去摘梨花玩，他就像在梨树上另安了眼睛似的，总能抓我们的现形。而到了夏天，满树都是青青的果儿，压得枝子不堪重负，外公便会砍来竹竿，一头插进晒场，一头顶端稍劈开撑住压弯了的树枝。有了春天偷梨花的遭遇，我们自是不敢打未熟的梨果的主意。

夏末秋初，果实熟了，外公便用自制的工具下梨。他砍来长长的竹竿，把顶端竖着劈成几部分作主茎，又划了细篾，就着劈好的几根主茎缠绕，编织成一个手掌模样的竹袋子，主茎上面的头留部分在外。下梨的时候，外公站在树下，手里抓着制好的工具，慢慢伸到目标下面，用留的主茎的头绞住梨的柄，顺着一个方向转几下，梨便掉到了下面撑着的竹袋子里，不至于掉到地上摔碎，也不需要人爬到树上费神。

这个时候，外公是兴奋的，又是和蔼的，我们都能找他讨到好吃的甜津津、水汪汪的梨，即便不敢讨，他也会主动笑呵呵地招手，让我们去筐里选。等把梨抬进屋交给了外婆，他则又恢复了他黑脸包公的面孔。

而另一个亲近外公的机会，则是过年前夕他煮的酒出缸的时候。外公好酒，酒量不是很大，却有能耐从早到晚当水喝。早上人刚醒，还没起床，先就伸手到床下掏出一个酒葫芦，拧了盖儿咪上几口。当兽医在山上人家转的时候，腰里也别着酒葫芦，即便是后来老了到山上放牛，酒葫芦也是必备的家什。晚上上了床，也是照例咪上几口才会心满意足地躺下来。

好酒的外公会自个儿用玉米或是高粱煮酒。这种技艺从何学来，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又把这种技艺教给了二舅。那些年分产到户后，慢慢自家有了余粮，外公便会在过年前自己煮酒，用来招待客人，也为了自己能喝上爽快的高浓度的“头子酒”。那时晚上，一大家人围着一大堆火，柴烧得噼哩叭啦炸响，外公便与二舅合作，给大家表演“乾坤大挪移”，也就是把缸里的酒给移到大家眼前的空杯子里来。明明看着是空杯子，听他们爷儿俩几句糊弄，外加一些夸张迷惑的肢体语言，就听到酒入杯的哗哗的响声，继而闻到浓烈刺鼻的酒香。我们小孩子这时就无比好奇，又禁不住诱惑，总被外公指来尝试杯里的酒是不是酒，是酒酒又如何，还得尝缸里的酒，确定两个地儿的酒是不是一个味儿。现在想来，外公他们的表演跟春节晚会上刘谦的魔术一般上下，该是那个年月农家最精彩的春晚节目。

好烟，好酒，给外公带来了身体上的重创。好酒到一天几乎不进米面，最后人神志恍惚，严重脱肛、便血；好烟到一天只要眼睛睁着，嘴上的烟就没断，最后咳喘、咯血。下人们劝说把烟和酒都戒了，却一直不见实效。直到卧床不起，请的大夫都不愿再给开药，只是问外公是要命还是要死。这话才起了效，外公把烟和酒都戒了，人又逐渐精神起来。那年父亲接他来家玩，我又带他去做了肺部CT，输了半个月的抗感染药，又谋了治疗慢支肺气肿的“人参蛤蚧散”方子，给他炮制了方便携带的丸药，他回去吃了半年多。后来便咳嗽稀少了，也没见咯血了。

这次回乡，即便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去，舅舅舅妈们还是表现出了父亲母亲同行时的热情。到外婆家的第三天早上，还在五舅家吃饭，二舅妈就从家里来了，说是接我去他们家玩儿，顺口也叫外公外婆一起去。

因了那天小舅刚好请了工收玉米，外婆说家里没人不行，于是，我一个人跟二舅妈去了大舅二舅的家，外公外婆是第二天上午去的。

表妹听说我来了，特地带了女儿宇宇从夫家赶回了娘家。不凑巧的是，当天就下起了小雨，天气阴冷得厉害，只能围着炉火闲聊。大家坐在二舅家的烤火屋里，有一句无一句的扯着。外公依然很少说话，把夹的核桃挑选出来的仁放到炉子面上烘烤，隔一会儿翻捡一下，等透出香了又不烫嘴了，便给我拨拉到一旁，又捻起一颗递给宇宇，等她来接时又把手合上不给，笑眯眯地逗重孙女儿。宇宇又是个特胆大的孩子，嘴巴能说得很，一张小嘴儿把她太爷爷哄得乐呵呵的。即便宇宇调皮得跟猫儿一样上蹿下跳，有时还嚎叫一番，也不见外公皱眉或是呵斥。岁月能改变很多东西，包括根深蒂固的，看着外公带着明显宠溺的笑，想来真是。

我便笑着说起当年偷吃新鲜核桃被外公骂的事情。那年还只有三四岁吧，我家住在低山，从没有见过核桃树，也没见过还带着青皮的长在树上的核桃，更没吃过青皮包裹着的核桃。跟着小舅舅出去放牛，嚷嚷着饿了，他便偷摘了一个青皮核桃给我。我拿着左看右看都不知道怎么吃，就问他，他骗我说跟吃梨一样直接啃就行了。我依言行事，苦得直接把果子给扔了。回家后，正碰上外公从屋里出来，一看我就说我偷核桃吃了。怕打怕骂，所以死都不承认。外公眼睛一瞪，吼着说还不承认，你看你的嘴。我吓得赶快跑去楼梯口照镜子，我的妈呀，嘴唇已经给染黄了，就像得了黄疸性肝炎似的。那次偷吃的后果，除了外公骂，再就是两三天后，嘴唇的那层皮直接给蜕没了，害得几天吃东西都痛。

外公还是浅笑。外婆倒在一旁怀疑还有那样的事，我居然还记得。一时忘形，想起另一件牢牢刻在记忆里的事，便又讲了出来。那是二舅妈嫁过来的日子，碰巧有位来客带着那时还非常稀罕的物件——相机，还是非常老式的那种，照出来的照片要在暗室里冲洗，还不能直接照彩色的，你要彩的呢也行，出来的照片脸蛋上会有猴子屁股似的两团红，不是红衣绿裤便是绿衣红裤，整个颜色感觉就是彩笔描上去的。尽管那样，还是稀奇得很，于是不知谁提议让外公一家照个全家福。还只有七岁多的我印象中到那时为止自己还只照过两次相，自然期盼得很，巴巴地跟着一大群人排位置。可是，很快就憋屈得如秋霜打过的茄子，只能跟当时的准三舅妈两个人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一脸无辜地，又可怜兮兮地，偷望着那一大群能够有幸参加照相的人眉开眼笑，嘻嘻哈哈。

外婆有些好奇，问我怎么没有参加照相，外公倒似是想起了什么，面上的笑容有些凝滞。可惜当时我没有多想，回答外婆说，还不是外公说我是外孙女，不是你们家的人？一句话似撕开了记忆的口子，外公夹核桃的手颤抖了一下便扔下了钳子，也没再逗宇宇玩，而是沉默着站起身，走出去了。

当天吃过晚饭，眼见着雨丝细了些，惦记家里的猪要喂，又担心连阴天，外公便急着回家去了，留下腿脚不便的外婆，还有我。

雨连着下了三天。父亲电话里说腰疼，受不了陪儿子周末练乒乓球的累，便更是急着回家。雨歇那日，赶紧收拾东西要回外婆家。大舅背着东西，外婆拄着一根烟竿当拐杖，我在一旁陪着她。

等我们费神地淌着泥浆从林间穿过到达外婆家时，外公刚好来开后门，说是猪没有吃的了，在地里打猪草，远远就看见我们下来了，特地回来开门。说这话的时候，外公很平静，可望着他的我，却是强忍着泪没有让它们滚出来。外公哪还有人样儿？一双帆布的火车头鞋全是泥，已经看不清原来的颜色；裤子从下脚边到膝盖也全是黄泥巴，几乎没有一处好的地方；膝盖以上，包括黑色的外套上，甚至是额头、帽子上，也沾了一些或大或小的泥团。那都是他老人家没得法，在稀泥巴地里寻猪草沾的。

而我们进烤火屋刚坐下，外公就忙着在一旁剁猪草。窗外隔着一条小路就是猪圈，听见熟悉的刀剁砧板的声音，饿极了的猪们便开始大呼小叫，一声紧过一声。这些声音犹如晨钟暮鼓，一下一下，全敲在我的心头，眼前晃动的，只有外公身上的黄泥巴，还有那只青筋毕露如虬枝的手扬着刀，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去喂猪的时候，外公左手拎着装猪草和玉米面的筐，右手拎着泔水桶，顺着厕所旁边高低不平的湿滑的小路，吃力地往猪圈那儿走。赶紧抢着跟过去夺下筐，又要夺桶，外公却是不许。

看着外公喂了年猪，又一下一下地取关接槽猪的猪圈门板。那是用木棍围起来的一个简易猪圈，门也是一块块板子叠起来的，猪粪全积在圈里，不像专门的猪圈屋，地面都是水泥的，猪粪全排了出去。这样子的猪圈，喂起来麻烦得多，取下木板后，还得小心翼翼把添了食的食槽放进猪粪相对较少的地方，守着猪吃完了，再把食槽取出来免得猪们把粪刨进去，最后把木板一块一块叠起来堵上门。整个过程，外公做得吃力得很，毕竟已经是八十三的人了。

外婆在一旁说自己的腿今年连走路也不行了，打猪草、喂猪、挑粪浇菜、背玉米土豆回家，这些事全是外公在做。据外婆说，外公年轻的时候是个连油瓶子倒了也不伸手扶起来的主儿，那时做兽医的他，只知道在山上给农家骟猪骟牛骟马，乐得逍遥，回到家里，除了抽烟、喝酒、喝茶，便是侍弄那种土烟的一亩三分地儿。倒也是，小时候经常见外公把土烟叶晾在屋檐下的绳子上，不时还去揉搓一番。许多事都存在变数，想不到老了老了，外公却是越过越苦了，估计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吃过午饭，大舅走了，外公仍穿着他那身泥巴衣服，忙着到屋后檐下取玉米提，都是母亲说了要新鲜玉米面，两老便如接了圣旨般全记在心上了。等我们下完玉米粒，外公又忙着开电磨磨玉米面，把磨好的面用细筛子筛了，取留下的黄澄澄的糁子装了一大袋，说是那样的蒸起来又香又好吃。

当天晚上，因有便车我急着要走，外公帮着给我收拾箱子、包和蛇皮袋子，东西装了一大堆。外婆一直叨叨地叮嘱着，外公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微微含着笑。想着冬月初就是外公的生日，尽管知道外公不可能离家到我们家过寿，还是邀约着外公跟我一起走。这次外婆倒是没有拦阻，只是望着外公。外公沉默了好半天，只说他就不跟我走了，人老了，怕是以后也到不了我们家了，除此之外，竟说不出别的话来，而眼睛里，满是那种生离死别的哀伤。

等我临出门告别的时候，外公还穿着那套满是黄泥巴的衣服，正就着昏黄的灯光，帮着小舅往摩托车上绑我的大包小包。而他的身后，被炊烟熏得黑黑的墙上，钉着一本老黄历，凄冷的北风从洞开的门洞卷进来，吹得那所剩无几的一薄沓黄旧的纸，哗啦啦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