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三中，我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由于手机垃圾信息充斥，我近期对短信很是怠慢。昨晚回家发现有三条短信，其中有一条是三中校友网发来的的告知邀请，这信息又勾起我内心经年里一些菁菁时光，青春华年的沉淀。

时光如梭，岁月如流。

提及温三中，每每让我有一种莫明的情结。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由，让我对三中有如此感怀；是一种何等的反思回顾年少时的轻狂后渗露出的内疚？是一种缘于怎样的亲切而时时搅动我内心的怀念，怀念在三中渡过的那一段沸腾的时光？我说不清！

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愈来愈浓，愈来愈厚。

温三中是我的母校。它是我年轻时精神与理想的寄托。它见证了一个少年轻狂的萌动，一个青春期冲动沸腾的热血，它以大度与沉默，目睹了当年一个学生在红色的潮晕中如何在它的身上高蹈着、蹂躏着，它承受了一群学生当年无知的激奋，用棍棒、排笔、与墨水在它身上的涂鸦，留下痛的历史创疴。

有一些往事，经过时间的沉淀，会开始冰化、板结、消失。

有一些曾经，会随季风浓雾，流散于岁月之河。

但有一些记忆很美好，它一直在心灵中镌刻，不溶不化。它会在一种多水的汛期会浮上来，在一些寂寞的暗夜里闪烁；一如我们母校当时东操场活跃的萤火虫，夏夜防空沟里蛙鼓与蟋蟀的合奏，校文宣队在月光下排练的柑林曲，文迪同学的二胡和弦伴和着陈美玲，王建国站在操场中间，面向夜空抒情地唱着的《草原情歌》，还有传达室里那位老张伯，弹向夜空的那声不和谐的咳嗽，和食堂边墙暗处窜出的狗吠┅┅

这些回忆，都很美好，很抒情，很学生。

而有一些深刻的记忆，不一定都是美好的。

它很沉很重，沉得解不开，甩不掉，成了岁月中的一种古老的风湿病，让你夜夜隐痛，微微酸楚，时时内疚。

记得我们是67年的下半年随着“忠字舞”的节拍进了温三中。

那年，是文革开始的第二年。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演变成大规模“七．十武斗”的一年；是“两条路线斗争”最为激烈的一年。

温三中，似乎象一个无奈的母亲，无奈地敞开发散着浓烈斗争硝烟的胸膛，用一条“复课闹革命”的红标语圈揽进我们这些手举红语录，肩背绿军包刚刚从“破四旧、立四新”边缘走来的孩子。

那个特定时代的大环境中，每个地方都存在二派之分，观点之分。当时也就是所谓的“二条路线”之分，学校也不例外。记得当时学校有二支学生战斗队；一是“排山倒海”，一是“新三中”他分别代表了三中教工与学生中的二个不同的观点，但同一个口号都是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当时的家庭成份是贫农，父亲是老党员老干部之类。由于他怀着对党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感恩，当我在51年出生后，父母就给我取了一个很有时代政治背景的名字叫董翻身。（我有一个堂兄叫解放）因此，我的名字当之无愧地进入了“红五类”之列，我便在新生66（7）班中组织了一个“呐喊战斗组”，后来收编进当时被叫做保皇派的“新三中战斗队。”后变革为校红卫兵团，任红卫兵副团长兼纠察队队长，开始了我青春期的狂热呐喊，在校园里涂鸦，与一批不甘沉沦的教师一起参加批斗校当权人物，参与在当时所谓的“打击流泯阿飞”活动，继而在68年两派大联合成立的“红代会”后又参加了“市红纠”当二排长。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年月，我至今不否认我们对党对祖国对毛主席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正因为此种简单的朴素，才让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晕眩，狂热，迷失自我，缺乏换位思考，缺乏科学与冷静的思维。

例如当我们用墨汁和发霉的浆糊涂染雪白的墙时，想不到公共利益，想不到校园的整洁，当我们以极端的言词批斗当权校长和一些老师时，想不到他们几十年为建校作出的努力与功劳，想不到他内心的痛，对教育事业的失望与酸楚，当我们将老师锁进牛棚时，我们以自已严苛的规则，剥夺了他人的人身自由，特别是我们还有一次小小的报复。记得1968年的初夏，当时有一个教师叫周采芹，在校园内养了20多只鸡，只因为她对我们红纠队的极左行为看不惯，我们利用当时市革委会的有关保持校园整洁的通告，一个下午就将她圈养的20多只鸡全部用大棒杀戳，至今都40多年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面对堆在操场边沿大片鸡的尸体和周老师脸上的愤怒与无奈。不知道周老师还在不在温州，还能否看到我这些文字，如若在路上遇见我还能否说一句；“44年了，老师已经原谅你”！

其实我在学校的往事很多，一些人与事在我的生命中都没有忘记。诸如温文博雅，造诣深蕴老校长傅松波，忠厚稳重的语文老师陈献安，和谒细腻，为人热情的数学老师姜国良，大度深沉，语言不多的美术老师林锦清，爱我，呵护我的工宣队长邵岳琛，还有阳刚帅气的红卫兵团长施杭军等，我一直有一种冲动，想将对这些人的情感一一还原。

岁月的风和雨，磨洗了我青春的粗糙，人性深处的一种原体的善良在沉淀的分泌中会日渐显露出他平和的光辉，让他时时在某个静静的下午翻阅发黄的日历，检讨自已，因而对来路的某个驿站驻足和一种经验的反刍。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来由，也是我在45年后留作三中青葱校园的一种生命与生活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