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次演出

自幼爱好音乐，兴之所至，唱歌拉琴，自娱自乐。当然，偶有机会，也免不了登上舞台，展示风采。记忆中，就曾有过四次演出经历。

初登舞台，是在我五岁那年的冬天。当时，公社正组织社员们整修龙潭水库。一天下午，公社的头头通知当晚在冬修工地上搞一个文艺晚会，用以鼓舞干劲，战天斗地。任务来得太突然，而且按要求，各大队都要有拿得出手的节目。也许是我们大队缺少文艺人才吧，干部们冲着我平时哼哼唧唧张口就唱的份上，赶到我家安排我准备演出。对此，祖母和母亲都有些顾虑有些担心，因为我身患百日咳，没日没夜地咳个不停，她们担心我身体撑不住。大队干部们倒是有办法：“提前喝点蜜，肯定能止咳。”而我呢，怦然心动之下，自然是随声附和。于是，夜幕拉开后，人山人海时，我穿上厚厚的棉大氅，围上一条长围巾，戴上新买的铁道工人帽，手提闪闪亮的红灯，在掌声雷动之际闪亮登场，有板有眼地演唱了一段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应该说，初次演出，十分成功，此后好几天，红旗招展的工地上，父老乡亲们依然对我的身手赞不绝口。

第二次演出，是十年之后，我读师范一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要搞元旦晚会，作为文艺尖子，我不可能不登台献艺。那当儿，正值青春年少，初生牛犊不怕虎，满脑子都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凌云壮志，总希望能够找个支点撬动整个世界，也希望找个机会一展风华。因此，数百名师生欢聚一堂时，我操一把破旧的二胡，拉一曲悠扬的《良宵》，结果呢，演奏者如痴如醉，观赏者凝神屏气，虽不是响遏行云，也堪称余音袅袅。

第三次登台，已是人到中年。那一年，我所在的县委办公室与县财政局共同举办春节联欢会，指定我献上一曲二胡独奏《江河水》。受命之初，我结结实实地感受到这次演出的压力。财政局人才济济，能歌善舞者人数众多，有的在全国卡拉OK赛事中获过奖，有的是当年全省、全市有名的青年歌手，有一位竟然是我师范读书时造诣很深的音乐老师。心存顾虑，未战先怯，老是担心自己现场出错，损坏了多才多艺的美名。可偏偏是怕鬼就有鬼，第二乐段刚刚开始，一不小心就切错了把位，一阵走音之后，好容易才暗自调整过来。

第四次演出，是在前不久，全县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晚会上。年轻人们邀请我现场互动，一展歌喉。说实话，依照当时的情形，不参与不合适，真参与真有压力。这些年轻一代多是得天独厚的80后甚至90后，普遍接受了高层次教育，得到了全方位开发，他们唱歌跳舞、演小品、讲相声、奏乐器，“疯”得相当有水准。与他们同台竞技，若不能占到上风，也许会影响自己的光辉形象。自信有所削减，临场发挥随之大打折扣。及至上台演唱那首熟稔的《再见了大别山》，一嗓子就把音调起高了，再唱到高音部的那几句，明显地力不从心，出现了些许破音。

回顾自己的四次演出，胜负有别，有得有失。人是同一个人，才艺是一样的才艺。前两次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心无旁骛，无所畏惧；而后两次马失前蹄，则是因为瞻前顾后的因素多了，音乐之外的因素多了。由此，我深有感悟：人生其实也是一台戏，每个人时时都在演出，在这个舞台上，成败与否，不仅要有过硬的技艺，更重要的，还应该彻底摒弃诸如浮名之类的身外之物。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节目每一种角色。